阿来：如果一切都这么简单就好了。语言不够好吗？那就来点诗歌练习，或者去搜集整理一下民间文学，就像卡尔维诺整理意大利童话。可能情况比这个更复杂。从地理上看，我生活的地区从来就不是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带。更因为自己不懂藏文，不能接触藏语的书面文学。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这些东西中有非常强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色彩。藏族书面的文化或文学传统中，往往带上了过于强烈的佛教色彩。而佛教并非藏族人生活中原生的宗教。所以，那些在乡野中流传于百姓口头的故事反而包含了更多的藏民族原本的思维习惯与审美特征，包含了更多世界朴素而又深刻的看法。这些看法的表达更多的依赖于感性的丰沛而非理性的清晰。这种方式正是文学所需要的方式。通过这些故事与传说，我学会了怎么把握时间，呈现空间，学会了怎样面对命运与激情。然后，用汉语，这非母语却能娴熟运用的文字表达出来。我发现，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小说中，这种创作过程中就已产生的异质感与疏离感，运用得当，会非常有效地扩大作品的意义与情感空间。
吴怀尧：从事文字工作以后，你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名著，并且找到了两位导师：美国的惠特曼和拉丁美洲的聂鲁达，前者是用英语来表达美国，后者是用西班牙语表达南美洲。自写作以来，你也一直在用汉语表达西藏，这是否和惠特曼、聂鲁达对你的影响有关？如果是，这种影响是短暂的还是长久的？顺便请你谈谈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
阿来：惠特曼和聂鲁达在对各自的大陆进行描绘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地方在文学是差不多就是一块处女地，就是说，他们的大陆在此之前还从未在本土作家笔下得到过成功的表达。我开始写作时的情形也是一样，青藏高原和这个高地上的人民与文化都差不多未曾得到充分的本土而且又是充满现代性的表达。他们是我文学的领路人。而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当然不止是这本书，这个作家，教会了我如何描绘与表达苦难。记得福克纳在这本书中，借一个人物说了一句沉痛至极的话。我想那是福克纳要说的，他说：“要是你能解脱出来进入时间，那就好了。”问题是，我们并不能经历一个没有物理空间和存在于这样一个空间之中的人类社会的单独的时间。
吴怀尧：除上述作家之外，你还喜欢和关注哪类文学？能否亮一下底牌？
阿来：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文学，我主要关注美国文学的三个领域，一是黑人文学。黑人在美国算是异族，是美国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相对于美国主流文化是亚文化。我喜欢二战以后的黑人文学，而不是更早的《根》那样的“反抗”文学，二战后的黑人文学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它们保留了非洲的文化传统，但并不是狭隘地保留，它们坚持自己立场，又有普世的思想，走在时代的前列。比如纳尔夫·艾里森的小说非常棒，他的《看不见的人》比喻黑人很黑，成为看不见的人，来描述黑人的处境，不被主流社会所容纳，他像萨特、加缪一样上升到哲学层面，上升到人类的处境，他用现代派的手法，用黑人的命运揭示抽象的“人”的命运。1984年得诺奖的托尼·莫里斯的《宝贝》。
第二个影响是犹太文学，犹太人在美国也是异族，当然也包括一些流亡作家，纳缚科夫、米沃什，索尔·贝娄，布罗茨基等他们在写作上的追求比拉美作家高很多，他们作品有很沉重，很现实，很心灵(痛苦)的内容，题材使他们有很大变化，他们能把握各种题材，他们决不为艺术而艺术，题材决定作品的形式。
第三是美国南方文学。代表当然是福克纳，还有南方女作家，奥·康纳尔。她写的是美国的乡土小说，很不主流，她到《纽约客》去投稿，编辑们都不理她，她说一口土语，方言，编辑们不能理解这个乡村妇女能写什么。她的小说写得非常好。拿福克纳来说，《喧哗与骚动》不是他最好的小说。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非常棒，像美国蓝调那样有力，自由而悲伤，我非常喜欢。欧洲是出思想与艺术流派的地方，美国不一样，美国文学比较混乱，喧嚣，粗糙，但充满活力，他们没有创造过新的文学形式，但所有的文学形式都在美国有了很好的发展。
我早些年也喜欢拉美文学。但现在一谈拉美，就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就是一个马尔克斯，就是一个《百年孤独》，要知道马尔克斯还有很多别的东西，《秘宫里的将军》，《家长的没落》，还有不魔幻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好的魔幻作家还有很多，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这不单是幻想的色彩，它让人感受到现实的真实，还有他的《燃烧的平原》都给我很深的影响。再如卡彭铁尔的《这个世界的王国》也写得很棒。还有阿斯图里亚斯等等。
吴怀尧：我看你刚才看的一本书(注：《黑暗时代的人们》)也是国外的作家写的。
阿来：这个不是小说，是哲学著作。我读同代作家的作品不是太多，到现在为止，我读小说也很少，包括读国外小说也很少。我们现在小说很多，但是古今中外，真正经典性的东西就那么一些，不是每天都在出来，这个不只是中国这样，外国也是这样。我们在八九十年代有一个非常集中的阅读时期，这个时候读得比较多，现在偶尔读一些小说，也是在重读以前读过的，觉得值得再读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