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尧：现在有些文坛怪现象让人啼笑皆非，比如不看作品就可以跳出来发表高论，对此今年年初王安忆曾经站出来抨击过；我想知道，在写作的过程中，你是唯一的上帝吗？还是会顾及受众的感受？
阿来：在写作中，我是那个呼风唤雨的人。受众是谁？受众千差万别，我不能事先想象他们的需要，也不能整天揣摸他们需要什么。我只想写出一本好书，并相信，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人，还有读一本好书的渴求，那么，我祝愿我的书尽量多的遇见这些人。让我的书和这些人相互寻找吧。但请原谅，我在写作时不知道他们是谁。
吴怀尧：那你如何看待小说家的责任感和文学的自然性？
阿来：小说家的责任，我并不预先有意去考虑。我认为这是良知的一部分。有成就的小说家，才有资格承担这份责任，承担这份责任是通过作品来实现的，而不是我要对公众说些什么，在私人场合，我不是小说家，我也无须考虑小说家的责任。而在作品里考虑的就不一样了，我首先要对读者尊重，这就是责任。小说家特别是当你作品有了影响，它一定是健康的。我在作品中有同情，怜悯，这是我的天性，这就是责任。我十分喜欢诗经与汉乐府里中那种情感与表达完全一致的东西，比如一个砍柴的人，看见一个女孩，要表达爱情，又不能或不想直说。说汉水是多么广阔，想渡过去是不大可能呀，这样，文学语言就出来了，文学是非常自然的。我认为是先有感受，后有语言，这就是文学的自然性。
吴怀尧：你怎么看待市场和作家的关系？现在有不少作家在自我重复。
阿来：对于真正在艺术上有野心的人来讲，他能够取得市场上的成功，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他不会服从市场给他传递的这些信号。中国作家有数量焦虑症。有点名气，就怕自己消失了。我认识一些作家，他们非常痛苦，老是在写，写得很痛苦，写得自己都烦了。这种过分频繁的写作，创作力当然下降。我觉得应该停顿，养养元气，像刚刚失恋了，第二天又投入轰轰烈烈的恋爱，那肯定不行。
吴怀尧：你为什么就能耐得住寂寞？
阿来：我觉得无所谓寂寞。人生有很多可能性，我们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工作去实现它。别的事情是我人生当中一些阶段性的经历，我愿意去经历体验。但这些事情都不是我终生要做的。终生要做的我自己很清楚，写作。如果你已经确定了自己要做的一件事情是终生的事情，那么三五年的时间不是太长，而且这个期间仅仅是不写而已，我还在大量的阅读，还在思考，其实很多注意力还是在文学。对我来讲，要命的就是我投入到一个比较大的作品当中去的时候，情感的耗费很大。而且我觉得小说要优美，什么是小说的深度？小说的深度不是思想的深度，中国人所有的评论都把小说的深度表达为思想的深度，我说小说的深刻是情感的深刻。当我的情感空空荡荡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有深度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感动，我自己往下写干巴巴的，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在折磨自己。很多作家把自己写死了，大概就是这样的。
吴怀尧：从你的作品中看得出，你理解自己的民族，也为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感到自豪。但强势商业文化的侵袭不可避免，灵魂深处很纯真的一些品格也可能被污染。但是，你却既能保留了传统藏人对信仰的执着，又对现代商业文化兼容并收，这样的本领是如何练就的？
阿来：不要把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商业看成绝对对立的东西，传统就是过去的现代，而商业也是与文化一样古老的东西，商业也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