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并不想要一个所谓的拼图效果。之所以是这个形式，源自我要讲述的是一个村庄半个世纪的历程。这个故事是一个村庄的故事。但是，今天的乡村已经在城市所施加的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下破碎了。具体来说，要讲述一个村庄的故事，你就发现已经无法再像传统的长河式小说一样，有一个人或几个，始终处于舞台的中心，不同的年代，因为来自城市的政治指令与经济影响大不相同，失去自主能力的乡村就再没有一个稳定的中心，一条自主的贯穿始终的故事线索。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构成村庄一个时期的中心事件与原来的故事并不连贯，故事也早换了别的主角。于是，对应这样一种小说中的现实，自然就出现了这么一种小说结构。六卷故事是这个拼图的六个大的部份，其实，我还写了十二个短篇，有大的碎片，应该还有小的碎片，这个拼图才算完整，但现在，包括十二个短篇在内的全本尚未出版，大家还没有看见。
吴怀尧：在你这种思考与表达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某种强烈的个人情感？
阿来：其实就是希望社会成功转型，虽然历史的进步需要我们承担一些必须的代价，虽然历史的进步必定要让我们经受苦难的洗礼，但我还是强烈认为：不是所有痛苦我们都必须承担，如果我们承担了，那承担的代价至少不应该被忽略不计。
吴怀尧：《尘埃落定》刚出来的时候，有记者采访你，你说十年后人们还在读这本书，还在谈论它，它还在书店里的重要位置。事实如你所言，那么对《空山》系列，你也有这种信心吗？
阿来：写《尘埃落定》的时候，我尚且年轻气盛，现在就更不用说了。
吴怀尧：不少了不起的有作家缺乏自信，像写出《城堡》的卡夫卡，他的表现就令人惊愕，甚至临终前嘱咐好友烧掉自己的遗稿。你有过不自信的时候吗？
阿来：卡夫卡如果对自己整个写作价值都有怀疑的话，他不可能写那么多作品，而且他在世的时候对他没有任何好处的写作，他为什么会坚持下去？他有充分的自信。我当然也有不自信的时候，不自信是产生在什么时候呢，具体一本书写作过程当中，因为对自己期望比较高，对自己要求也比较高。写出来，比如某个段落，你觉得写得很一般，一个三流写手都能写出来，你就会怀疑，我还写这个东西做什么？ 不自信是我能不能接近自己设定的目标，而不是说我能否写完一个小说，或者这个出版后是否好卖，诸如此类的。这种不自信的过程，很多艺术家，画家，音乐家，越是天才，越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对自己的怀疑。产生怀疑的前提是，他觉得达不到自己设想的目标，这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
吴怀尧：你年轻时写给自己的诗中有两首，《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和《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前者我在网上读过，记得里面有“苍天何时赐我以最精美的语言”的句子，后来我看你接受采访时说，两首诗对你很重要，差不多决定了你后来的文学走向，能具体解释一下原因吗？你认为文学在我们庸常的生活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阿来：我想对于每个人来说，其作用是大不相同的。
文学对我来说是宗教信仰，是非常纯粹的精神世界。在我成长的年代，如果一个藏语乡村背景的年轻人，最后一次走出学校大门时，已经能够纯熟地用汉语会话或书写，那就意味着，他有可能脱离艰苦而蒙昧的农人生活。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的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聚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四周。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这是一种奇异的体验，我想，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种体验。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
佛经里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的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在行间。
吴怀尧：你说自己特别感激八十年代。期间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呈现井喷状态，国外文学的各种思潮奔涌而来。你个人实现两级跳，从教师到编辑，从编辑到作家。到九十年代初，你开始写作《尘埃落定》，用你自己的话说，“投入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在写的时候，你有预料到这部小说会被多家出版社拒绝吗？《尘埃落定》完稿后曾搁置四年之久，这期间你是否怀疑过自己能否将文学之路走通？后来又是什么原因，使你在创作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阿来：我不想深谈这个事情了。但我可以说，我对自己的写作从未有过任何的动摇。一往无前，是因为我认为写作是这个世界最值得我去努力的伟大事业。
吴怀尧：最近十年来，每逢诺贝尔文学奖颁布的前几天，国内的媒体和文化界就开始躁动不安，表现得很没出息，据说有的作家私下都写好了获奖感言。有人说这是放眼世界，与国际接轨，但我觉得它暴露出深重的文化自卑。过去我们是被别人征服，现在主动向别人臣服。我知道你对世界文学和哲学多有研究，难道只有获得西方人的首肯才能证明我们文化的价值吗？你觉得中国文学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它在世界文学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阿来：文化的规则不是一个拼图游戏。如果一定要看成一个拼图，那么，无论一个文化如何古老，最终的命运还是决定其自新能力的强弱。从根本上说，得不得一个什么奖实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作家会得奖，那代表外部世界的某种承认。但那不是文学的根本，因为奖项更多还是一种商业的或者政治的策略。我也得过奖，但我十几年前就说过，今天可以再说一遍：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至少，一心想着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