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尧：写作二十多年来，你自己的作品获过不少奖，同时也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我有一个猜想，想跟你印证一下：这些外在的荣耀，可能会给你些许快感，但是无法触动你的内心。什么时候，你才会真正喜由心生？呵呵，不要告诉我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阿来：我在中国文坛是恰恰不是那种大家都宠爱的得奖无数的作家，只不过少数几个奖项给了大家这种印象。商业上算成功，但也不巨大。如果文学被你视为终身的事业，那么，什么样的收获都不应该在你的意料之外，那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惊喜。更重要的是，文学的目标是内在的，而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这些东西至多表示外界对你工作的某种承认，但并不是你达成自己目标的可靠保证。我的荣耀，我对自己的肯定来自于写作过程中，想表达的东西得到了充分而完美的表达，那时，我会为自己感到骄傲。
吴怀尧：你写东西的时候，一般是先想好标题，还是写完了之后再去定标题？
阿来：我觉得先定标题不太好，先定标题，题目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暗示性，题目是有意义的。我写小说，我希望不只是关心一个问题，里头会同时包含很多的问题。像我们听交响乐，我们听贝多芬，听柴可夫斯基，好的音乐之所以称为经典，不是因为是流行歌曲，唱两年就不喜欢唱了。交响乐里面有很多结构，我们中国音乐是没有结构的，开始到结束几分钟就完事了，就是一个很短的过程。但是我们听到交响乐，一个乐章是什么样的，什么风格的。第二乐章，第三乐章，第四乐章什么样的，然后规定一部交响音乐里面不是一个主题，第一主题，又引出另外一个，当然也是一些音乐形象，会出现第二个主题，第三个主题，然后在这几个乐章里面互相交织，互相变化，你听起来受益无穷。一个丰富的小说也应该这样，不只是单一的主题，我们经常讲小学生作文才是单一主题，通过什么说明什么，它应该更丰富，就像我们一段一段生活下来，你可以这么看它，那么看它，不同的人会看出不同的意义。它也是因为主题的丰富，里面可以提炼的东西很多。如果你事先给它一个标题，会限制它的思想，会一直暗示你的小说就写这两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主题。最后费了好大的劲，20万字，50万字，你就在写一句话，这个小说没有趣味的，很多中国小说你觉得没有意思，就在于这。你费这个劲干什么，写一条短信就完了。主题先行，会让小说的绵密和丰富消失了，成了一个干巴巴的，写了那么多事情，最后是为了说明那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不太愿意写这样的。写完以后，反而他对小说有一种感受，把这种感受提炼出来，题目和小说就很配。
吴怀尧：写作过程中，你最享受的是什么？你会亢奋或者激动吗？
阿来：写完后没有什么好激动的，但是这个过程，会很享受，可能我的某个段落，古今中外所有作家我是写得最好的。前不久一个年轻的银行家，他说写小说很苦，我说如果是很苦的一件事情，你干吗要去做它？你从事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能给你带来愉快，带来的只有痛苦和煎熬，你为什么要去干它。
吴怀尧：1997年你把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交付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就从家乡阿坝去了成都，受聘于《科幻世界》做编辑。1998起开始做策划总监，2000年开始做主编，次年成为总编，很快又出任了杂志社长，其间，杂志的发行量也由十几万到几十万；由一本衍生为五本；由刊物、书籍到音像制品。十年，一份小小的杂志，从运营到管理，就做成了当下大家正在追求的文化产业模样。在世界科幻类杂志发行量中，《科幻世界》名列榜首。为文为商，你都得心应手，能否透露一下做文化商人的经验和心得？
阿来：商业，特别是有关文化的商业所需要的一样是想象力，一样是才情，当然也有模式，那是产品形成后的营销，以及公司的内部管理。我的经验就是不要自我界定自己最适合干某种工作，或不适合干某种工作。
吴怀尧：从《科幻世界》退出来后，你每年有两三个月都在藏区行走。我很好奇，你究竟在找寻什么？找到了吗？你的散文集《大地的阶梯》能否概括你游走西藏的旅途中的所看、所想、所感、所闻？
阿来：那是2000年的作品，也是一次漫游的结果。也就是说，好多漫游是没有这种直接结果的。我不主张作家的每一次出行都有一些文字作为结果。游历也是一种学习，一种领悟，甚至是一种休息。
吴怀尧：听朋友说，你热衷于拍摄花朵，高原上有的花很小，你全给了很大的特写，仿佛在强调它们短暂的生命。画家常玉有一个很好的观点，“每个人都拥有一种自然，每件作品都在泄漏有关自然的秘密，每一朵花，都充溢着来自自然的隐喻，标记和归途。”你用语言描写花的美态，用相机记录花的风韵，这是否真能使你接近自然，在瞬间触摸到类似自然的手臂，并由此获得欢喜与自在？
阿来：在自然界行走多了，就想应该对自然界有些具体的认知，我就从认识每一种花草树木开始，并用影像巩固这种认识。我热爱的诗人米沃什也热爱植物学，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自己如果在社会学中受到了伤害，那么可能从生物学中得到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