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教育最好的方式就是文学”
吴怀尧：你出生的小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家，年少时，随着一支地质探测队的进驻，你对山外的世界产生了兴趣，念完初中后，年仅十六岁却选择外出务工，因为喜欢读书，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工地负责人看到，成了拖拉机手。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你连夜开着拖拉机去报名，在报名时间已过的情况下报了名。后来你当老师，又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参加了当地文化局的文学创作笔会，不久开始发表诗作，走上文学之路……这些过去的经历现在说起来波澜不惊，但是总结的时候我发现，每当你做选择的时候，似乎总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背后支配。 今年你已经五十岁，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到了“知天命”的岁数，你能否说说对天命的理解？
阿来：我是通过自我教育走到今天。我在文革期间接受了大部分教育。那时的教育不正规，而且，输入给我们看待世界与人生的观点是错误的。后来的自我教育其实有相当部份是在消除那种错误教育施加给自己的影响。以至于后来，我一直拒绝接受任何学校教育。虽然我也有过很多机会，但我都拒绝了。而我自我教育的最好方式就是文学。文学对我不是一个职业，文学对我来说，就是一所最好的学校。“知天命”是什么意思？当然，这不是你说的，是孔子说的。我没有仔细研读过《论语》。替我看看“道不行则乘桴于海”这句话是他老人家在什么时候说的，如果他是在五十岁后说的，那就太棒了！
吴怀尧：你的母亲是藏族，父亲是回族。小时候生活的村庄比传统意义上的藏区更加开放，乡亲同时使用藏语和汉语，可以说从童年时代开始，你就游走在两种语言之间。你成长的时代则是六七十年代，当时无论自然环境还是传统文化，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这样一种背景中成长，对你现在的性格和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阿来：那当然就是开放性。当然在不同的文化间游走，不同文化相互间的冲突，偏见，歧视，提防，侵犯，都给我更深刻的敏感，以及对沟通与和解的渴望。我想，我所有的作品都包含着这样一种个人努力。
吴怀尧：你作品中的主人物，时常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感。他们和你有相似之处吗？我听说你酒量不错，而且豪饮之后喜欢唱歌，此外也颇有女人缘，生活中的阿来到底是什么样？
阿来：那种孤独感，就是因为你想接纳所有应该接纳的东西：知识、态度、方法，但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孤独感就是这样产生的。身体原因不大喝酒了，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至于女人，我对她们比对男人有更好的看法。我喜欢那些善良的，聪慧的，包容的女性。在这些方面，女性比之于男性，往往有更好的表现。人性的光辉往往更容易在女性身上闪现，甚至男人世界以为只属于自己的勇敢。
吴怀尧：你曾经透露，在自己老去之前，会把整个青藏高原再走一次，作为跟这个土地的告别。在《尘埃落定》结尾处，有一句话是“上天啊，如果灵魂真有轮回，叫我下一生再回到这个地方，我爱这个美丽的地方！”这种真情流露，是你对身体(灵魂)源生地的一种自白吗？
阿来：大自然总是能给我最多的美感。所谓“大美无言”。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这样大气磅礴的自然。我们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会产生一个认识，或者说一个愿望，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为少数雄踞于权力与财富的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准备的，所以，我们追求平等与自由。当我身处自然界中，又会明白另一个道理，那就是， 这个世界也不光是为人类而准备的。这个世界是所有生命的世界。
吴怀尧：你曾在家乡阿坝州约七万平方公里的地域上有过一次苦行僧式的漫游。游历的结果是你用汉语写成了两部文学作品：描写故乡母亲河的抒情诗集《梭磨河》和小说集《旧年的血迹》。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梭磨河》，遗憾的是出版后几乎没有引起诗坛(或文学界)的关注，在当时，这是否让你颇感失望？这与你此后极少写诗，是否有一定的关联？据我了解，《梭磨河》是你自费出版的，能否告诉我，你当时的心境？
阿来：纠正你一下，是在此前出版了诗集和小说集，之前我一直是爱好者，现在，一下出了两本书，问题真的就出现了，我要成为一个作家吗？如果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那时，我还没有准备好把业余爱好上升为终身的事业。一个一直忠诚于她的事业。我需要验证一下，我能不能成为作家，自己有没有那样的潜能。怎么证实呢？走向广阔的大地与人生。看能不能与之共振，与之相互感应。漫游的结果，我告诉自己，我能。从此，文学就不再是一个轻松而风雅的爱好了。
吴怀尧：1989年你三十岁，你的小说集《旧年的血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来获中国作协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奖，在旁人看来，你算是作家了。以我的观点，尽管你是少数民族作家，母语是藏语，但你运用汉语的能力远超许多汉族所谓的“一流作家”。这除了和你的天赋异禀、开阔广泛的阅读、曾经的诗歌写作有关，是否还和你从小受到的口头民间文学的滋养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