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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与“鸳鸯蝴蝶派”

  近年来,“百家讲坛”可说是异军突起,已成为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融合的典型个案:开播两年多默默无闻,后来收视率却一跃成为央视科教频道乃至整个央视的名牌栏目,从中走出的易中天、于丹等电视“明星学者”,也迅速成为大众眼中炙手可热的红人。在收到惊人的市场效果和大众喝彩时,它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人们或肯定其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结合提供的示范,以及它对传统文化的普及作用;或对“明星学者”的媚俗和人文精神的丢失,以及他们对经典的浅读、误读进行批评……众说纷纭,或褒或贬,莫衷一是。

  鲁迅先生曾说:“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发展才有希望。”在今天的困惑中无所适从时,我们不妨回头看看上个世纪初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众文化的发展历程。比较两者之间的异同,或许能带来启示。

  “鸳鸯蝴蝶派”和“百家讲坛”兴起,在时代背景和传播媒介上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作为两个时期大众文化的代表,“鸳鸯蝴蝶派”和“百家讲坛”都出现在我国社会的重大转型时期。此时,整个社会文化心理层面正发生一系列变革和更新,其中一个共同特征便是知识分子边缘化。同时,两者的盛行,又都是以新型大众媒介的兴起为基础的。在所受“待遇”方面,两者也有类似之处。“鸳鸯蝴蝶派”作为二十世纪初的大众文化的代表,虽然在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但新文学作家却以此而予以迎头痛击,斥此类作家为“文丐”,连同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严厉而彻底的批判。成仿吾就在《歧路》中尖刻地说:“他们还用种种醒靛的文字,专门迎合一般人盲目的浅薄恶劣的罪恶,把多少无知的青年蛊惑了……”与之类似,“百家讲坛”似乎也面对着同样尴尬的处境,虽然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收益,但“明星学者”们同样受到不少批评。2007年7月,中山大学博士徐晋如在天涯网站发帖《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帖中称于丹“极度无知,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文末,“十博士”签联合名表示“要将于丹抵制到底”。

  如何看待“鸳鸯蝴蝶派”和“百家讲坛”所受到两面反差极大的批评呢?按布尔迪厄的理论,“鸳鸯蝴蝶派”和“百家讲坛”的受众与新文学作家和“十博士”,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作为媒体知识分子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和“明星学者”,处于这两个文化生产场域的交界处。他们的双重身份,既让受众认为属于自己的大众文化圈,又使得新文学家们与“十博士”用自己场域的评价标准对他们进行批判,而没有看到媒介场和文化场的场域逻辑和结构元素是完全不同的。

  “百家讲坛”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它的选题和策划,以制造噱头、娱乐大众的方式来解读传统经典文本和解密历史。如刘心武对于《红楼梦》中秦可卿原型的讲述就满足着大众对于性关系的想象,易中天从商业投资角度对于“三顾茅庐”进行了全新的解读。而于丹通过一些通俗浅显的小故事对《论语》的解读只是为了让人满足于心灵的安宁与快乐,用她自己的话说:“即使外部世界给你许多不公正、打击、缺憾,你也能在一个坐标上迅速建立自己应有的位置。”可见,“明星学者”在取得巨大社会文化影响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存在着大众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媚俗。这样打造出来的学术,自然失去了学术的严谨性和内在的人文含量,甚至有妖魔化的情形。这也是“明星学者”受到的最有力的指责之一,同时也为传统知识分子所不屑的地方。而当时“鸳鸯蝴蝶派”最为人诟病的地方,某种程度也是因为在商业与媒介的操控中,小说趣味的日渐堕落。

  但我们似乎也应该清醒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不是截然分开,它们之间有着相互贯通、彼此改造和“水涨船高”的一面。正如在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和批评下,“鸳鸯蝴蝶派”的创作也逐渐摆脱一些陈旧的世俗文化及其相应的小说艺术形式,进行艺术革新,使得进入30年代以来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陈慎言的《恨海难填》、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一批优秀之作。

  “百家讲坛”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在文化普及、娱乐大众方面的成就,以及在构建多元文化空间的独特尝试是不可忽视的。我们不妨吸取新文学家们以及百年来文史学家对待“鸳鸯蝴蝶派”的经验和教训,对其采取包容与理解的态度,更多地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批评,进行监督,共同提升大众文化审美底蕴和艺术水准,构建多元互动、和谐共生的公共文化空间。

  周辛

编辑:何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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