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编者按中披露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著名的12·21的“最新最高指示”。这个指示就像紧箍咒套在上千万知青的头上，演绎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大迁移。整整十年，毁掉了中国的一代人的命运，形成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根据记载，在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发表以后，全国大中城市上山下乡落户的知青，已超过“文化大革命”前10余年知青总数的几十倍，数百万大中学生浩浩荡荡地奔赴祖国内地和边疆的广大农村。到1978年10年中，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累计达1700万人（年均达160多万人）。1700万人的大迁移，这在世界史是都是罕见的。
在我们云南，开始来的知青是到建设兵团或插队落户，后来兵团变成国营农场。在这十年中共计有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的知青10万余名。
到1978年底云南农场知识青年“回城”事件发生前，还有7万多知青留在农场。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诞生与“文化大革命”时的军垦兵团。由于毛泽东历史性的错误，造成了从1966年开始的全国大动乱。到了1969年3月的时候，我们与前苏联的关系到了一触即发的严峻时刻。要“反帝反修”，而且“反修”是第一位的，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当然，向北方的邻邦前苏联的“宣战”是不可避免的。“珍宝岛”事件爆发后，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备战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这真是内忧外患啊，国家到了很危险的时刻。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69年初到1970年，在原有50年代组建的新疆建设兵团的基础上，新成立了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广东、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11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3个农垦师。全国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同时备战，过着准军事化生活。我们云南的兵团分布在与越南、老挝、缅甸交界的4000多公里的边境沿线。当时昆明军区抽调军、师、团、营、连、排各级干部2000多名，以原云南国营农场为基础筹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3月正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下辖4个师、22个团、94个营、805个连，兵员共计20万人，其中知青11万人，约占兵团总人数的55％。一直到1974年6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成立了云南省农垦总局，各师改为农垦分局，各团改为农场，实行企业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