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那么，全国各地有许多知青，为什么是云南的知青率先起来呢？
余杰：这里有许多的历史原因。
刚才说的是一方面，另外，也有我们云南知青的许多别的地方的知青不具备的条件。比如，我们云南的知青形成有特点。在我们云南农场有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各地的知青。就像一个小社会。用现在时髦的语言来说，各地的信息畅通。特别是在1978年前后，通过各地的知青在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源源不断的传到这里。虽然我们地处边疆，但是各种各样的什么“首长讲话”、“文件精神”、“政策落实”、“今冬明春回城”等消息无疑是一种“催化剂”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可以回家这样激动人心的大好事。加上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在一种准军事式的屯垦体制下生活，几万知青高度集中，往来便利，通讯捷畅。这就为我们知青们的以最快的速度交流信息起到了其他地区知青难以做到的事情。那些分散插队落户的知青更加是不可能做到了。总起来说，一是有信息，特别是北京的知青来的消息最多，也最为可靠。二是有环境，1978年的政治环境已经与“文化大革命”绝然不同，大家已经无所顾忌的开始讨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了。三是有组织，就是我刚才说的几万知青的相对集中。在这些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这场大返城绝对是不可避免的。
记者:真如你介绍的那样，知青的问题是与“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的。其实从现在披露的一些材料来看，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还是想解决知青问题的，为什么最终的结局是这样的？
余杰：我感到这个问题提的好。毛泽东把知青放到了农村，就像我在前面讲的，这是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要干什么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峻性，这是涉及千家万户的事啊，毛泽东不得不作出一些姿态。比如，1973年李庆霖给毛泽东的“千言书”，提出了知青的问题。这封信，经多方周转，终于到达毛泽东手中。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类似事件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庆霖的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使毛泽东、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真实地了解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开始着手解决。还是按照当时的惯例， 周恩来便受毛泽东的委托，很快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精神及具体的“统筹解决”办法。6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1973年第21号文件，转发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随同下发的还有“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7月，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出一些“统筹解决”的具体办法，24日形成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8月4日，中共中央以30号文件形式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各地“严格全面地（对知青问题）进行检查，抓紧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由于它是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上山下乡正处于高潮时召开的一次会议，因此对于问题的解决是相对的，不可能终止这场运动。相反，会议还要求要作出长远规划，继续大规模展开，并对上山下乡政治意义的认识越拔越高。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在五六十年代涌现出的如董加耕、邢燕子、侯隽、金训华等大批知青英雄和先进典型的基础上，又在七十年代涌现出一些“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立志扎根农村的“好青年”，如柴春泽等，并在全国知青中掀起了一个“扎根”、“决裂”的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