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特别是在今天，在30年以后是怎样来认识和解读这件事情的。
见证历史--云南知青率先喊出了“我们要回老家去”
见证历史--云南知青开始了大返城的进军
余杰:我说过，在两年前我们上海知青周公正写过一篇文章《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写于“12.21”三十八周年之前》。这是迄今为止对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作出的比较有说服力、分析的比较透彻的一篇文章。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云南知青通过集体抗争挣得自身命运的转折，这在中国现代史中是唯一的特例，前无先例、后无来者。”这个评论（结论）是很有道理的。
正因为有着这样特殊的历史意义，而且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无法回避的历史，只是在历史的硝烟渐渐散去的时候，我们才刚刚看到了原来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纪念改革开发30周年的时候，很少有人再提起这段知青的历史。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知青这个问题是“多数时侯是欲说还羞,言至关键时又止”。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现在是是一致的，坚决否定！但是对于产生与“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似乎是“回避不了的现实,难以解决的问题,必须面对的事实”。建国以来所有政治和经济运动都盖棺定论了，唯有知青运动没有，这就说明了知青运动在中国的复杂性，至使无法将其盖棺作以定论。其实，我们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早不迟发生在1978年，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其事情本身的起因上都是这个组成部分。这是历史留下了这样一个包袱过于沉重，大家采取了“多数时侯是欲说还羞,言至关键时又止”的态度。所以，在今天我们今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很有必要来回顾和评价一下这件“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的事。
记者:你刚才谈到，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观点的依据是什么？
余杰:知青问题的形成是有着较长的历史了。现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要把“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知青区分开来。在我们新中国建立以后，据史料记载最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1955年。那时的情况肯定是无法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相比较的。那年的8月30日，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自愿到条件艰苦的黑龙江省农村去垦荒。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形成高潮，这样的举动理所当然会得到中央的鼓励。为此，在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在为郏县大李庄乡合作化经验的按语中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这就是一条很著名语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被广泛采用。在“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无论是规模上还是历史的影响上都是无法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比较的。关键是那时还没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没有领袖们决策时复杂的政治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