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政府仍然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和平倡议。即使是在我军出于诚意、单方面后撤，而印军却变本加厉地入侵、蚕食我国领土的情况下，我军仍始终坚持“不打第一枪”。中国边防部队严格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防线上克制和忍让着，中印边界形成了“犬牙交错，武装共处”的局面。
“退避三舍”的决策，产生了积极作用，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尼赫鲁政府拒绝谈判、一心动武的蛮横面目暴露无遗，在世人面前失掉了同情，全世界都知道，道义在中国一边；另一方面也使苏、美等国找不到给我制造麻烦和进行干涉的借口和理由；同时，由于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解释工作，我边防部队指战员的斗志更加高昂，执行中央政策更加自觉和主动。广大指战员忍受住被屈辱和伤害的情感，摩拳擦掌，坚持在实际控制线20千米内“不巡逻”，30千米内“不开枪、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确保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中印边界一带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我国维护中印友好的正义立场和具体政策，使印军官兵的士气和态度也程度不同地发生了积极变化。 这对“有理、有力、有节”地打击敌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洞察国际风云，已已预见到了边界冲突的不可避免，但仍指示部队保持克制和忍让。这是毛泽东“后发制人”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
3、印军丧心病狂，力图“突击取胜”
在我方恪守“退避三舍，不打第一枪”、力求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同时，印度政府却毫不在乎我方的态度和立场，一意孤行，继续在边境上全面推进，广设哨所，武装巡逻也一再深入禁地。
印度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除了受到苏联的纵容和支持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虚幻的“道德优越感”。万隆会议后，“和平使者”的耀眼光环落到尼赫鲁头上，印度成了“不结盟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国。而中共因与苏、朝签有一系列政治、军事条约，无缘挤进这一集团，仅以观察员身分列席不结盟会议。同时，当时的中国，“内外交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禁运和制裁也未有穷期；在此前后，中苏决裂和逼债以及国内的“天灾人祸”，使中国的国力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点……在此情况下，尼赫鲁政府自认为印度的国力、军力，已经强大到足以和中国作对。何况，早在印度独立后不久，尼赫鲁就曾多次向议会表示，印度军队完全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边疆。总之，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使得印度政府利令智昏、有恃无恐，一再要求部队大胆推进，欲与中国决以雌雄。
但印度军方却对政府的“前进政策”持谨慎态度。印前陆军参谋长蒂迈雅等人曾经主张，在印度军队向前推进建立哨所时，应尽力避开中国哨所，如果中国人在某处尚未立足，那么印军应毫不犹豫地巡逻并建立哨所；但无论如何，不得对中国哨所和巡逻部队使用武力。即使是在陆军总部被迫向部队下达前进命令时，仍然提醒印度政府：前进政策很可能在军事上招致严重风险，中国方面必然会作出强烈反应，原来平静的中印边界可能会因此而沸腾起来。并向政府指出了执行“前进政策”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如运输和给养难以为继、现有军队不足以对付中国军队等等。然而，军方的提醒和担心没有引起尼赫鲁的应有重视，反而遭到他“办事拖拉，不执行政府指令”的指责。
1961年，尼赫鲁终于完成了对陆军总部的改组。反对其“前进政策”的陆军参谋长蒂迈雅等一批敢讲真话的军官受到排挤和打击，而见风使舵的军官则得到重用和提升。尼赫鲁的近亲、惯于吹牛拍马的考尔被任命为陆军参谋局长，掌握了陆军的大权，并成为尼赫鲁的主要军事顾问。考尔坚信，在任何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中，中国军队都不是印度军队的对手。他甚至主张“应不时地给中国军队予以打击……比如，当我们发现他们的巡逻队处于战术上对我有利的地位时，就不妨来个短促突击，造成杀伤或捉拿俘虏，或两者兼而有之。”这表明，印度军队已经从过去的谨慎态度，开始变的失去理智……
考尔的上台，使印度政府“前进政策”的最后障碍得以清除，从此印度便迅速地向灾难迈进。
4、我军重拳出击、“麦线”全面崩溃
从1962年6月印军越过非法“麦线”、侵入中国扯冬地区开始，印度军队便一路推进、咄咄逼人，不断扩大其侵占范围。9月，印军第七旅侵占了“麦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并连续进攻驻守在择绕桥的我国边防部队，打死、打伤我边防部队47人。同时，在边境地区继续集结兵力，拉开了一幅“战争解决问题”的架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