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参加考试的人数有多少，史无详载，仅就关外旧属明朝的生员就有三百人。
这三百人的意义非凡，因为四年前旧属明朝的生员不服清朝(此时仍称“后金”)统治，发动过叛乱。皇太极以铁血手腕镇压，幸存者则变名逃匿。四年后，有三百人参加，说明那些逃匿者又悄悄回来了。
该次考试选取了两百人。
而后，为了进一步笼络汉族生员，又于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专门举行为汉人开科的考试，共录取二百二十八人，其中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
就文化本质来论，清朝政权在正式入关前就已经高度汉化了。清朝入关，暴力推行剃发令，也只起到了一个为整个帝国贴上商标或安上清朝外壳的作用，而其“机芯”已经完全汉化。汉化的升级已经进入程序，康熙十二年(1673)，国家尚未完全稳定，就开了入关以来的第一科。此科共录取进士(赐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一百六十六人。从康熙十二年正式开科到宣布取消科举前的1903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年间，除特殊的鸿词博学科等外，正式的国家级大考共举行了九十二次，录取进士总共两万零八百零九人。其中:康熙时代，考试十七次，录取三千一百七十五人；雍正时代，考试五次，录取一千四百九十八；乾隆时代，考试二十四次，录取四千七百四十四人；嘉庆时代，考试十次，录取两千两百一十人；道光时代，考试十四次，录取三千零九十人；咸丰时代，考试五次，录取一千零四十人；同治时代，考试六次，录取一千五百八十八人；光绪时代，考试十一次，录取三千四百六十四人。(详细情况请见本书附录三《1673—1903年进士人数简表》)
计算下来，每次平均录取二百二十六人；以雍正时代与光绪时代平均每次录取最多，前者为三百人，后者为三百一十五人。
雍正一代合法性不足，还出于“曾静妖书案”(指责雍正篡弑)，所以皇帝要大力拉拢知识分子，故要提高录取比例；光绪一代，其亲政前，慈禧太后专政，亦面临合法不足问题，也要大力拉拢知识分子，所以，光绪十五年前即皇帝亲政以前，每次录取人数都在三百人以上，最高为光绪二年，三百二十九人；最低为光绪十二年，三百人。
纵观“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即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俗称“总理衙门”)以启洋务以后，到光绪亲政(1889)，计三十年，共开科十二次，录取三千四百六十五人，平均每次二百八十九人。准确地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开科是1862年，从1862年到本书特意选取的时间下限1889年，共二十八年。1860年的那次取士是咸丰帝仓皇出逃之前，也就是说更在该年十二月设立“总理衙门”之前。而将此二十八年取士情况与整个二百三十年大清取士情况作一对比，就会发现:
其一，这二十八年的平均批次录取量，高于八朝二百三十年的平均数五十九人；
其二，这二十八年占二百三十年科举时段的百分之十二多一点，而共录取人数却占了全部人数的百分之十七。
这种状况表明:整个大清王朝从决定一个民族国家命运及文明活力的教育方面，根本就没有走上新路，相反是在毫无反思能力地按惯性往下滑。强大的惯性也决定了日后的维新命运的脆弱性，而其脆弱性又不止表现在科举惯性上，往更前面推及第一次鸦片战争，即是从1840年第一次挨打到1860年第二次挨打，知识分子体系生产的新思想对于大清王朝制度改进没有可以称道的功效。
历观大清中后期的科举考试，所录取的进士大多无所作为，昏昏庸庸，聊保官位而已。再看1862至1889年这二十八年的状况，几乎令人瞠目结舌:十二名时称“一甲一名”的状元中，只有三人有些作为，但也全是荒谬颇出，其余者也“马尾儿拎豆腐，提不得”了。
同治七年(1868)的状元洪钧竟然干了一件“大清版蒋干盗书”事件，不过，他所“盗”的“书”不是信件，而是一份俄制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