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为守御计”而躲进南京,到南京城易手,仅仅十三天。
陆将军是坚决不愿以身殉国的,尽管他最后没能逃得一死。当太平军以掘地道的方式攻破南京内城时,他趁乱换便服出逃。结果让敌人给拿获,一刀砍断了脖子。他的一人之死并未免了南京人民的灾难,洪秀全大军进城,一口气杀了四万城中居民,原因很简单:他们帮助政府军守城,抵抗天国大军。杀了四万人,洪秀全还不解气,又给三千名南京儿童做了“绝育手术”,《清史稿?洪秀全传》说:“阉童子三千余人,泄守城之忿。”
杨文定则在江阴被逮捕,判处死刑,稍后(咸丰六年,1856),改为流放刑,“减死遣戍军台”。
从士兵到巡抚是个光荣的历程,而从巡抚到士兵则是奇耻大辱。不久,杨文定很不光彩地死在了军中。估计是气郁结胸,一如日后的陆状元润庠先生一样,别扭死了。《清史稿?杨文定传》写得很洗炼,远不如记录陆状元的“瞑眼死”的样子传神,只两个字:“寻殁。”
是呀,谁会关心一位由巡抚而士兵且是戴罪而死的士兵的死法呢?
至于满洲正白旗出身的贵族败将青麐,则没杨文定那么幸运,当然再由长沙往荆州逃命时,皇上的亲笔判决也下了,称曰“传旨正法”。所以,一到荆州就被已接到圣旨的官文将军给砍了头,尸体抛在荆州城闹市,即“弃市”。
那位不是进士出身的五大败将之一的崇纶,也是满洲贵旗,正黄旗人。武昌陷落大势一定,他一马飞出,奔陕西而去。咸丰帝当然要下旨抓他,这家伙见势头不好,服毒自杀。家人或者是下级给他报了个“暴病死亡”,搪塞过去了,也就没再引发进一步的政治后果,没有像陆建瀛那样,自身死,儿子又被革了职。
五大败将的高峰人物是何桂清,此公非了得,能“煽乎”(熟练地说大话),《清史稿?何桂清传》称:“侃侃无所避,文宗奇之。”也就是他一张嘴,把咸丰皇帝都给“煽乎”住了。本来嘛,咸丰皇帝就是糊涂虫,哪经得起他的“煽乎”?结果,何进士一路飞升,干到浙江巡抚高位。
何进士也确实有些才干,在防守和反击太平军的作战中,屡屡获胜。可以说,在曾国藩正式出头以前,他是大清王朝唯一能挫败太平军攻势的国家将领,咸丰皇帝立即给他升职为两江总督。他反攻镇江,夺回城池,又被加衔“太子少保”。咸丰十年(1860),又有小胜,再加“太子太保”衔。
何总督乘势围太平军首都南京,史称“贼势窘蹙,四出求援”。太平军的忠王李秀成施围魏救赵之计,袭杭州,杭州外城失守,咸丰皇帝诏令何部与另一将领和春救援杭州,内外夹击,赶走了李秀成。而后,太平军力量积聚,多路反击,搞得尚无败绩的何桂清“几失所措”。此时,何桂清扼守战略要地常州,他的亲信、浙江巡抚王有龄专写一函,让他“勿离常州一步”,并且论道:“事棘时危,身为大臣,万目睽睽,视以动止。一举足则人心瓦解矣。”
换了别人,作为下级,断然不敢给屡有胜绩的上级发警告,可是作为昔日亲信的王有龄知道:这个人是担得顺势,受不了逆境,一旦稍有败绩,那就前功尽弃了。
人顺了,跌脚拾金子;点背了,喝凉水也塞牙。一场突然而来的大雪,改变了何太保的命运,“大营兵冻馁,索饷不得,乃噪乱,相率尽溃。”没办法,在请示咸丰皇帝,与和春、张国樑等将领进行军事分工之后,他想到苏州筹集军饷,以免剩下的兵全跑了。
在常州人民心目中,屡战屡胜的何太保,就是他们的大救星。在何太保启程之日,常州城百姓黑压压地跪满街道,恳请何太保留下。但是,何太保明白,留在常州那是死路一条。他的卫兵也知道此点,气急败坏,冲着请愿的民众开了枪,打死了十几个。
打死请愿民众,何太保得以出城。他一走,留守常州的张玉良将军也跑了。只你何太保知道守常州是死路一条哇,我也不傻,溜之乎也!
常州百姓傻了眼,只好自己守城。几天后,太平军蜂拥而来,攻破城池,实施屠城。何太保逃跑的“得得”马蹄声,变成常州汩汩流血声。苏州城的守军闻此消息,义愤填膺,江苏巡抚徐有壬拒开城门。无奈何,何太保再次“煽乎”,说:“你不开门,好,好!我去上海借洋人的兵去。我去上海,你明白吗?!”
徐有壬当然不信,也无法看到,因为苏州城很快被太平军攻破,徐有壬以身殉职。
徐有壬自知必有一死,但他不能放过何桂清,写了一封遗书,状告何桂清弃城丧师。咸丰皇帝闻报,下诏逮捕何桂清,由上海押解北京审讯。
事有凑巧,正赶上皇帝逃难热河,他的案子就搁置下来,何桂清也以闲身蛰居北京。同治元年(1862),新一届政府接各方举报,开始过问此案,才正式逮捕。对于何桂清的功过是非,分歧巨大,有保的,有驳的。罪名初定后,中央权力核心还没把握,就以小皇帝的名义请曾国藩给把一下关。此时,何桂清还坚持说,由常州退苏州是听了手下人的建议,丝毫不提王有龄死守常州的建议了。
曾国藩根本不可怜何桂清,除掉这个家伙也好给自己扫清道路,他回复说(今译):
“封疆大吏的贞节,就是要由守城抗敌的行为表现出来,不能因为手下官员的一句话来决定进退。给大臣定罪,应当以他的心迹为根据,没必要以手下建议的文件(或言辞)有无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