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在的话来说，科场作弊，成了“法不责众”或曰不合法但合理的事情。
身跨大清与民国的文化学者徐珂(1869－1928)在其笔记《清类稗钞》所记科场诸事，当算是对柏葰事件时代背景的写照。比如他讲的通关节的故事，即是如此。故事说:京师凡有考试，无论大考小考，人们都争相提前拿考到题目，逢上科举更是如此。考生去拜访考官，递张纸，纸上写几个让别人查不出头绪的文言文虚词。在这几个字下，画一个黑色墨圈的人，表示愿出白银一百两拿到考题，而画个黄色圈的人则表示愿出一百两黄金拿到考题。有一次科举时，某考生打通了关节，考官告诉他，写八股文时要连用四个“一”破题，便能中前几名。该考生如应而行，写道:“儒一而不为一，圣人一勉之一诫之焉。”如此写法，可以说是狗屁不通，但该生偏偏就中了进士并名列前茅。
一个国家如此生产次品人才，国家政务又由这些次品人才来管理，不亡国，那就是怪事了。
清代文人自动承袭明时之弊，科举时抄写范文也成了一大奇观，而就是有了范文，有的人都抄不好，以致于考官有时要从抄得较好的参试者中选人才。如此而为，真让人哭笑不得。而在行此“善举”的学官来看，这样可以鼓励学生们认真背诵《四书五经》。乾隆年间著名文人彭芸楣任浙江督学，一次到某地主持考试，收卷后，大为惊诧:该地生员质量很差，没一份卷子合格。倒是有三位抄范文的人，答卷尚可:第一个原来照抄，另两个则对范文各稍作段落顺序变动，也勉强可看。彭督学就将这三人列为前三名，予以公布。他对前来看榜的生员们说:“能把从小读的范文一字不落地背下来，记性不错，应当鼓励，所以取他为第一。”
乾隆素以整顿科场弊案而留名于中国的监察史，而事实上呢，从他那个时代起，教育体制就败坏透顶了。所以，到清亡后，民国时代的许国英说嘉庆、道光两朝以来科场请托成风，也不为过，甚至说是比较保守或客气了。
在道光咸丰两朝不可一世的权臣肃顺，在科场上反腐以树自己威信，固然是“将反腐政治化”的举措，但也就是这件事，在他政治失败之后，还受到了指责。御史任兆坚上疏，要求为柏葰平反昭雪(“昭雪”二字为《清史稿？柏葰传》原字)，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接奏后，将信件转给刑、礼两部合议。不久，两部的意见就变成了圣旨，诏曰(今译):
“柏葰接受人情委托，当然应当承担刑事处分。但是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因为法条上没有仅就接受人情委托而治罪的明文规定，就比照泄露国家机密罪给判了立即处斩的刑罚。这个判决主要是载垣等人平日与柏葰有私怨而行的报复，他们乱用威权，使用牵连的办法，就下了如此重大的判决。先皇也觉得所判过重，才在圣谕中说‘我自己也禁不住要落泪了’那样的话。那岂不是不想严处有微过的正直大臣吗？现在，两宫皇太后要刷新政治，事事务求宽大与公平。柏葰不能说无罪，任兆坚御史要求昭雪，也是用词失当。考虑柏葰受恩于道光咸丰两朝，在皇宫内办理国务多年，平日里也没什么过错又勤于政事，虽然已经严刑处死，现在我当考虑当初父皇要法外开恩的仁慈之心了！”
很快，具体的补偿办法出来了:把身为候选员外郎的柏葰的儿子钟濂破格提拔，“赐四品卿衔”；并立刻补办正式任命手续，以六部郎中的职务使用。至于柏葰的儿子具体进了哪个部，《清史稿？柏葰传》没有详载，但是后来调到盛京(今沈阳)任兵部侍郎之职了。大清的盛京就相当于明朝迁都北京后的南京，还有一套与首都一样的政府体系，负责处理旧都所管辖范围的各项政务。
清朝效仿汉制早在入关以前就已开始，除了仿造朝官制度外，最重要的政治举措莫过于科举。皇太极于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八月下发谕令，试开科举，其曰(今译):
“从古以来治理国家，要文武并用，武功在于平定祸乱，文教在于辅佐太平。现在，我要讲究文治，在生员中选取那些通晓经典的人，做天下读书人的榜样。各贵戚府中以及满汉蒙各民族人家中的生员，都必须参加考试。九月一日，我将命令各大臣亲临考场，所有家主不得阻拦家人参加考试。凡是奴仆考中的，国家给他免除旧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