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近60年的革命历程中，无论是顺利发展，还是身处逆境，粟裕都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建奇功而不骄不躁，蒙奇冤而不屈不挠，处逆境而斗志不懈，历磨难而益显英雄本色，表现出无私无畏、实事求是、坚韧不拔、光明磊落的独特风格。他的思想、他的业绩、他的品德、他的道路，发人深思、令人深省、给人启迪、催人奋进，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精神遗产。但是自1958年对粟裕的错误批判后，他的业绩、思想和品德被长期淡化、埋没、歪曲，造成了是非颠倒、真假混淆的恶果，未能使中国和世界正确认识他的军事成就和他在中国革命史、军事史上应有的地位。消除历史迷雾，还粟裕以本来面目，科学地公正地评价他的高尚品德和历史贡献，重新认识粟裕军事理论的科学价值，是当代军事学术研究必须解决的课题，对于我们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就此略作概述，为各界研究评价粟裕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粟裕对夺取人民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独特贡献
红军时期，粟裕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在创建和保卫井冈山和中央苏区以及中央苏区后来的反“围剿”斗争中屡建奇功，以智勇兼备的“青年战术家”著称，由基层干部逐步上升为军团参谋长，迅速成长为红军高级指挥员。
在十年艰苦转战中，粟裕不仅在实践中学到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法，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战略指导思想，认识到掌握战争规律和懂得战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跟随毛泽东、朱德同志学习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内在规律去寻找。我学到的这条道理，使我终身受益。”（《粟裕战争回忆录》第74-75页）。又说：“作为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在我以后的作战生涯中长期远离中央，所以我对于尽可能地去了解和学习战略性问题格外重视”（《粟裕战争回忆录》第100页）。后来的实践证明，正是这些理性认识，为他自觉地探索战争规律，独立地解决战略问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粟裕担任红军挺进师师长，战斗在浙江与福建交界地区。在与党中央和上级组织失掉联络的情况下，独立地解决战略和策略问题，自觉地实行了由正规军到游击队、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两次战略转变，创造性地提出了“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丰富和发展了“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法，在全国范围的革命低潮中掀起局部地区的革命高潮，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开辟了纵横250公里的革命根据地，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以区区500之众的挺进师，吸引了包括国民党军精锐罗卓英部在内的40个团在自己周围，有力支撑了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作战行动和邻近苏区的斗争，并且锻炼出一支经验丰富的战斗部队，培养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这些部队和干部，成为后来组建新四军、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之一。在这一历史阶段里，他经受了错综复杂的斗争锻炼，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比较早地论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意义。是他成长为战略家的重要阶段。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粟裕就以战略家的姿态出现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舞台，先后担任苏中、苏浙两个战略区的主要领导责任。全面展示了他驾驭全局、掌握未来的战略才能。新四军组建以后，他率领先遣支队挺进敌后，在日本侵略军首脑机关的“卧塌之侧”南京附近，首创韦岗战斗的胜利，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新建的铁军威风。他和陈毅一起指挥的黄桥决战，以7千余人对顽军3万余人，歼敌1.1万余人，创造了战役、战斗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打开了苏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为胜利完成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皖南事变”以后，从1941年到1945年，他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中区党委书记、苏浙军区司令员、苏浙区党委书记，领导大江南北的抗日斗争，创建、恢复和坚持苏中、苏浙两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面对苏中、苏浙的特殊战略地位以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抗日斗争与反顽斗争交织的复杂形势，他自觉地探索抗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把党中央、华中局的战略意图与大江南北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战略策略指导思想。他认为，党中央把包括苏中在内的鲁苏战区作为华中的“基本根据地”和向西向南发展的策源地，赋予它“好象汉高祖的关中”的战略任务，就是要通过抗日游击战争积聚起雄厚的革命力量，既为抗日的战略反攻作准备，也为抗战胜利后打败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现民主革命的总任务作准备。因此，“苏中的抗日斗争，不仅应求得军事斗争的胜利，而且应把苏中建成基本根据地（不是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军事斗争应成为根据地建设的支柱，并且应为下一步夺取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好必要的准备”。（《粟裕战争回忆录》第244-245页）在这个战略思想指导下，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形势转变的关键时刻，领导苏中、苏浙两区成功地实行了三次战略性转变，即1941年上半年工作重心由城镇到农村、作战对象由以顽军为主到以日伪军为主、作战方法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1944年春天领导重心由以坚持为主到以发展为主、在战略相持阶段率先实行局部战略反攻的转变。1945年上半年天目山战役中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他立足当前，着眼未来，辨证地处理全局与局部、军事斗争与根据地建设、抗日斗争与反顽斗争、现代战争与抗日战争的关系，冲破“在水网地带不能建立相当巩固的根据地”、敌人的“清乡不可打破”、新四军主力的发展方向“不宜向南而应向北”种种认识误区，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坚持正确的方向。他创造性地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创造了“要点争夺战”、“平原水网地带游击战”、“海上游击战”等独具特色的新战法。他和苏中、苏浙两区党委诸同志一起，领导两区党政军民创建、恢复和坚持了苏中和苏浙抗日民主根据地，胜利完成了党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赋予的战略任务，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战后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全面内战作了各方面的准备。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对粟裕领导和指挥的新四军第一师的工作给予“四个最”的评价，指出：“我一师几年来的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苏中抗日斗争》254-2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