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前性：粟裕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总是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在认识上常常居于领先地位，在实践上常常走在前列。现有资料表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他就开始研究探索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并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了深刻的阐述。他说“由于科学的发达，生产技术的进步，新式武器的发明，使战争起了大的变化”。“现在的战争，不仅是线的战争、面的战争，而且是立体的战争；不仅在平地上打，而且在水中打，在土里打，在空中打，像《封神榜》上的一套法宝出来了。这些说明，现在的战争，兵器新奇了，战术复杂了，技术当然更复杂了”。（《粟裕文选》第1卷第124-125页）他认为，我军当时在武器上虽然与现代化相差很远，但因我们的对手是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日本侵略军，我们必须懂得现代战争的的特点和规律，并且要有更好的技术保障和良好的指导，扬已之长，攻敌之短，不仅在政治上超过敌人，而且在战法上超过敌人，才能克敌制胜。他既不脱离实际，也不固步自封，坚信用“小米加步枪”能够战胜“飞机加大炮”的敌人；同时又不满足于用“小米加步枪”作战，而是适应战争的发展，不断改善自己的武器装备，不断改进自己的战法，脚踏实地向着现代化的目标前进。在战争指导上，总是深谋远虑，每组织一次战役或战斗，都要照顾战争的全过程，预测战争的发展趋势，打第一仗就为第二仗及以后的诸仗创造条件。孟良崮战役以后，粟裕在实践中探索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我军打歼灭战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当时我军在政治上战略上已经占有优势，但在数量上技术上还没有取得优势，因此敌人在中原地区仍能发动战役进攻，转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关键，是集中更大的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仗。为此，在1948年1月22日的“子养电”中，建议在作战和建军两方面采取措施，以改变我军数量上技术上的不利态势，中原战场三路大军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打大歼灭仗。1948年4月18日，又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力争把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消灭在长江以北。当时就提出在打完第一个歼灭战以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仗”。（《粟裕文选》第2卷第461页）中共中央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决定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周恩来传》第721页）豫东战役以后，粟裕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又前进一步，逐步形成了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他认为，我军歼灭战的规模发展下去，势必发展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又通过对江南和江北、中原和徐蚌地区的比较分析，得出徐蚌地区是最佳战场的科学结论。1948年8月，他建议集中华野全军兵力“攻济打援”，同时提出：“俟两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粟裕文选》第2卷第540页）。用这一作战行动为下一步在徐州地区作战以及将来渡江作战创造条件。济南战役的胜利，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济南巷战尚在激烈进行但已胜券在握的时候，他就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淮海战役刚刚开始，他又根据辽沈战役后的新形势和两大野战军在徐州地区会师的新情况，在1948年11月8日“齐辰电”中建议，华野主力“转向徐（州）固（镇）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粟裕文选》第2卷第619页）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张震说：“在起草这份电报的过程中，我深为粟裕同志的深谋远虑所折服。此电中心问题是分析：将敌人主力抑留在江北逐次歼灭有利？还是将其赶过江南留待将来歼灭有利？如果歼灭黄百韬兵团后挥军南下淮阴、淮安、宝应、高邮地区，则可能把敌人赶过江去；如果西取徐州，不仅抑留了徐蚌间现有敌军，且调动黄维之十二兵团拼命北上以解除徐州之围。粟裕同志不仅想到了下一仗下两仗该怎么打，而且想到了我大军渡江后在江南的仗该怎么打，而且想到了全国解放后江南各省的恢复问题。”（《论粟裕的军事理论与实践》第26-27页）就这样，从“子养电”到“齐辰电”，粟裕的一系列战略性建议，推动战局一步一步地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终于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充分证明他的论断和建议都是超前性的科学预见。
四、共产党人纯洁党性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结合的品德
粟裕的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他卓越的谋略思想和神妙的指挥艺术，是与他高尚的品德修养和优良的心理素质相辅相成的。无论是在处理全局与局部、战略与战役及上下左右之间的关系上，还是在处理革命事业与个人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上，无论是顺利发展时期还是遭受不白之冤身处逆境，他都表现出一位共产党人无私无畏、实事求是、刚直不阿、坚忍不拔的独特风格。这也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美德在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放射出的新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