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妇之夫
尽管被法庭认定是一起因争风吃醋而引发的命案，并得到了轻判。但当事人却对这个结果并不认同，在他们看来，“斗争”岳冬至并没有什么过错，而是维护革命队伍纯洁和乡村道德的正当举动。
有志撰写村史的横岭村农民曹文生，在石献瑛生前，曾经对他进行过访问。根据当事人和一些当事人后辈的说法，村干部“斗争”的理由是，岳冬至当时已经有了童养媳，而智英贤也定了娃娃亲，“有家的人，你们还混在一起，作风不好，斗！”所以，这个批斗会，是挟带私恨的公斗。
横岭村位于左权县东部，太行山中段西侧，往东几十里，就是河北省邢台和武安。薄地深山，封闭而贫穷。《左权县志》记载，当时的左权，和其他地方一样，买卖婚姻盛行，而且女人的婚价随年龄增长，儿子大了娶不起媳妇，女儿则提早出嫁或者当童养媳屡见不鲜。据英国人柯鲁克的调查，同在太行山脚下，离横岭村不远的武安县十里店村的穷人家，多借童养媳的方式娶妻。
尽管从法律上讲，这些行为都不被认可，但在偏远的乡村，“童养媳”和“娃娃亲”还是被当作一种社会现实而被广泛承认，并被纳入到乡村的道德系统当中。尤其是在国家行政力量控制薄弱的地方，这更是一种普遍现象。
大约在17岁的时候，岳冬至的父母也给他买了个不足12岁的童养媳。村里的一些老人早年曾提到，“不知道小媳妇的名字是啥，冬至叫她‘好黑的’”。也就是说，岳冬至对这个媳妇并不满意。按照地方习俗，不管岳冬至满意不满意，这是父母之命，再过几年，等小媳妇大一点，就该正式完婚。而智英贤更是年幼时，就被父亲以200块大洋的身价，许给祖籍河北武安县的一户人家，订了“娃娃亲”。那家男人大她30多岁，就等着完婚。
一个是“有妇之夫”，一个是“有夫之妇”，两个都被视为已经成家的人，还“鬼混”在一起，自然引发了不少非议和嫉恨。
自由之果
实际上，这种境况，随着共产党组织在乡村的掌权，已经逐渐发生了一些改变。诸如“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新鲜名词，开始慢慢在封闭的村庄流行开来。早在1931年，红军还在江西时，就通过了《暂行婚姻条例决议》，其中规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不但对于买卖婚姻，关于结婚和离婚，《条例》也都支持男女平等，一切自由。
“救联会”、“妇联会”、“青年部”、“民兵队”……各类组织纷纷成立。原来的“社首”、保长改名为村长，党团支部逐渐取代了宗族会的功能，而一拨20岁上下的青年人，成了村庄最有劲头的掌权者。而他们，也往往是“婚姻自由”的先行者和实践者。
岳冬至和智英贤作为横岭村的青年骨干，自然也是这股风潮的领潮人。但“婚姻自由”在现实中实行起来，却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除了要对抗乡村中久已形成的道德习惯，更重要的是，“婚姻自由”对乡村家庭稳定的冲击，已经成为它本身得以实现的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