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团北进，毛主席走在后尾之十团即杨勇团。在路上走时，有人问毛主席，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毛主席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当晚，毛泽东与张闻天、博古等磋商后，得出一致的结论：在当前的情况下，再去说服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他们来到红三军团驻地，和周恩来、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为贯彻中央的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必须连夜转移红三军和军委纵队，通知红一军在原地待命。次日，毛泽东率红三军，叶剑英率军委纵队向俄界(甘肃省迭部县)前进，与林彪的红一军会合。同时，中共中央一再致电张国焘等，指出，南下电令是“完全不适宜的。”“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连李德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还是在沙窝会议时，王稼祥便提议开展同张国焘斗争的问题。毛泽东没有同意，他说：在毛儿盖时已经说过，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此时，毛泽东尚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张国焘迷途知返，与中央取一致的步伐。9月12日，也就是翻越岷山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读到一张报纸，惊喜地发现，陕北仍有刘志丹的红军和面积不小的苏区。当日，他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做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指出：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不多日，红军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常务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10月中旬，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时，毛泽东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10月19日，毛泽东随部队进驻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央红军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此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愈演愈烈，公开攻击中央北上抗日是“逃跑主义”，“机会主义”，吹嘘其南下建立川康根据地是“正确路线”，甚至蛊惑人心地提出“大举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理藩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免职查办”叶剑英、杨尚昆。不久，还狂妄地致电中共中央：“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正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跋山涉水，穿越茫茫沙漠，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中断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林育英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信任，称“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张国焘得此电文后，心情是复杂的。他与毛泽东所各执一词的“北上南下”之争，终于等来了可以裁判的关键人物。张国焘细细揣度，建党初期，他便和林育英在武汉出生入死，从事工人运动，对于这种私交旧谊，林育英总不会淡然处之，无动于衷。想到此，张国焘胸有成竹地回复一封长长的电文，分“甲、乙、丙、丁、戊、己”，历数所谓“机会主义”的表现，将“分裂党和红军”责任，完全推给毛泽东的“北上”路线。这封电文还是以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其用意无非是求得林育英的承认或默许。林育英接电后即复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且指示：“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