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横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挥师北上，欲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方面军驰援策应，积极与中央红军会师。1935年6月，毛泽东、张国焘率领两支红军主力队伍，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令人喜悦振奋的握手拥抱之后，围绕北上南下的问题，红军又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命运抉择。
毛泽东致电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等的建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央军委制定的渡江计划说：“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间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这时，红四方面军也正在酝酿着战略转移，准备配合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力争两大主力红军的合拢会师。也就在此时，张国焘接到中央政治局的电报，指示在红一方面军“渡江北上”时，红四方面军应该“协同作战”。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我们认为第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他们正在艰苦挣扎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就因这种大义所在，我们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陷险犯难，以为应援。”
张国焘从中央的来电中，判断红一方面军必定要渡江，于是，为驰援策应红一方面军，便筹划嘉陵江战役。嘉陵江水流湍急，两岸多悬崖陡壁。敌军枪械精良，据险设防，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根据所得军事情报，张国焘决定由苍溪县城附近区域渡江。是日晨，一声令下，一百多条船，似箭一样驶向对岸，很快便抢占滩头阵地。然后，大队跟进，乘势扩展，迅速攻占敌军所有的险要高地。接着，将敌所扣押的大批船只，拖至渡口，建成一座浮桥，红四方面军胜利地渡过嘉陵江。敌军被红四方面军抄袭，不得不撤弃嘉陵江防线，退守剑阁、梓潼、盐亭县城。红四方面军控制嘉陵江上下一百里的东西沿岸。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的战略意图，很快便为敌人所识破：共产党的两支部队，“企图在川西地区会合。”从截获的电讯中可知，敌人已把战略重点转移到红四方面军。他们在电讯中说：“朱毛红军已成强弩之末，不难在滇黔地区予以歼灭，贺龙肖克的一股在川黔湘鄂边界流窜，实力最弱，只徐向前的一股在川北地区，极为猖獗……”所以，他们绝对不允许两大主力红军会合，于是，便采取隔离战术，重点进攻“极为猖獗”的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会合于剑阁附近。剑阁、梓潼地区是川陕公路的要冲，为敌人南北夹击红四方面军提供了便利条件。所以，全军立即向西挺进，造成南下成都，北袭陕甘的态势。敌人视线被扰乱后，红四方面军却由剑阁经青虹坝，直指江油。江油乃川北商业荟集之地，素有“小成都”之称。红四方面军在这里获取物质补充后，又兵分两路，北夺平武，西取北川。平武已为胡宗南占领，我军则与之对峙。北川则为我军占领，以为我军西进提供顺利的路径。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于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敌人的重兵包围。这一切都得益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中央政治局尤为赞赏。会议更加坚定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同时决定立即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