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张国焘已分别8年，中共“五大”后，他们便再也没有见面。他们相识于1918年，当时，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张国焘则是北大的学生。他们都深得陈独秀、李大钊的赏识。建党初期，陈独秀代表临时中央局，委托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张国焘则充当南陈北李的建党联络人。中共“一大”时，张国焘是会议的主持者，毛泽东是会议的记录者。他们都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所不同的是，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在农村，张国焘的工作重点在城市。
他们分别后，张国焘短暂地参与主持过中央工作，因“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受到批评，然后，便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当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鄂豫鲁苏区时，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已经成效显著，他所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旗帜。毛泽东一直生活于基层，注重农民和农民运动，而张国焘多是活跃于党务层面，很少关注农民和从事农民运动。他们经历不同、背景殊异，认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判若云泥。
会师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从地域是否便于机动、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三个方面，阐明红军应该去“川陕甘”，“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的胡宗南部，并说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军委。张国焘虽在发言中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但又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且提出5点意见：
“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是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20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中革军委根据这一决定，具体制定《松潘战役计划》。为便于集中指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张国焘仗着优势军力要挟中央
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的决议，离开两河口向北挺进，在接连翻越两座大雪山后，于7月初，抵达卓克基，在人烟稀少的藏民区行军，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到达芦花。李富春率中央慰问团来四方面军时，张国焘便提出解决组织问题的建议。不多日，陈昌浩更将张国焘的所谓“统一指挥”挑明，致电朱德：“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张国焘，作者注)任军委主席”，“中政局决大政方针，给军委独断决行”。张国焘自恃所辖军队人多势众，公然以解决“组织问题”为借口，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北上。
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其率部北上，“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速到达芦花集中指挥。毛泽东在会见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指挥员时，详细询问敌情，分析形势，提出两军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说：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红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毛泽东还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徐向前红星奖章，以表彰他在红四方面军的贡献。
中央政治局常委从团结两大主力红军的大局出发，于7月18日，在芦花召开会议，再次讨论张国焘所提“组织问题”。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为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决定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原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