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看到一种悖论，罗列真相原因既是靠近真相展示客观的新闻手段，也是社会阶层建构真相以服务主观意图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新闻报道在靠近真相的同时，也正在逐步远离真相。从某种意义上说，报纸在提供舆论阵地、引导舆论方向的同时，也常常被舆论所控制和利用。
《大公报》连日来对自刎事件的关注，实际上是在推行一种强势报道。虽然这种强势报道是为配合真相调查而展开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促使报社采取强势报道的其他动因。
新娘自刎作为一个新闻事件，本身就是报纸的一个看点。“自杀绝不可能与法律和道德无关；这就是说，自杀总是有足够的重要性，可以引起公众意识的注意。”因此，从报社经营策略的角度看，对新娘自杀事件的持续报道，也有基于吸引读者、扩大受众的考虑。
民初的报业已很成熟，报纸的信息容量也大有提升，每天都有无数的新闻披诸报端，又有无数的新闻被信息的海洋淹没，难以激起持续的反响与注目。就在赵五贞自刎事件发生的同一时期，天津《大公报》也披露了扬州船娘银贞子抗婚投河自尽的“惨新闻”，但是该报并没有对此采取强势报道策略，此事终于没人过问。由此观之，长沙《大公报》对赵五贞事件的特别关注，正是意识到这个新闻的社会价值所在，有意制造轰动效应。
对新娘自刎事件的强势报道，事实上还是报社与社会舆论精英达成共识和互动的结果。此事一经披露，即有湖南本土的新文化精英进行评说，此后，随着报道的加强，舆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也越发加大和加深。在某种意义上说，强势报道只是在为舆论提供素材，以使他们能够有的放矢。这也正是报纸新闻从引导到受制于舆论的动态过程。
二
与新娘自刎新闻的首次披露同步，当天的《大公报》登载了此事的两则短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则短评的立论点相当一致，均是摒除新闻真相的烦琐探究，把符合保守贞节观的说法过滤掉，而径直将新娘的死因归罪于旧式婚姻、干涉婚姻。事实上，这样的处理方式与作者的新文化立场有关。
新文化运动伊始，女子问题就一直是《新青年》杂志的核心关注点之一，并曾特意发布启事，征集女同胞诸君对“女子教育”、“女子职业”、“结婚”、“离婚”等“关于女子诸重大问题”的看法。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前后全面波及长沙，一批本土的新文化分子开始利用舆论主导“社会改造”、“思想革新”、“妇女解放”等新文化命题。因此，从更广阔的时空延展上看，有关赵五贞自杀事件的舆论，均是新文化运动孕育的结果。在新文化分子的价值言说体系下，新娘自杀新闻的真相追究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事件本身才具社会意义，值得研究。当时的论者对此说得很清楚:
自从赵五贞自杀，我们得着一个“有证据有激刺”的好题目，大家便好痛痛快快将婚姻问题研究一番。至于赵五贞本身，不管他死的如何，总是不愿且不自由，总是旧式婚姻的罪恶，所以不必再将他死的原因尽地研究。“得清流一段，便可自饮自濯”，这其间尽有许多文章可以做哩。
这既是夫子自道，也是当时湖南新文化分子的心声代言。在婚制改革话语下，新娘自杀事件在舆论层面已经失去鲜活的新闻质感，而成为封存起来的研究素材。新文化分子采取了“借尸还魂”的舆论策略，借新娘的尸体来召唤自由婚姻与妇女解放的灵魂。新闻在这里成为了历史，探求真相的记者也被追究意义的研究者所替代。
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新文化分子就婚制改革问题各抒己见。然而，他们的声音并不总是和谐，其间也有思想的碰撞。于是，必要的争论与阐明观点也就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