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分子
沈昌文堪称文化出版界的“老土地”，他表示自己有责任把知道的种种说出来，提供一些素材。“我特别担心的是，因为我是残留的老人中苟活较长久的，后人会把改革开放时期不是我的功劳归到我名下。”
吴怀尧：前两天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一篇写王元化的文章，说晚年的王元化在主编《学术集林》文丛时，不能把所有的思考都只集中在学术问题上。他在卷二的编后记中就体会到：“最头痛的是要花费大量精力，去排除本不应有的无谓干扰。编者已不年轻，以现在的年纪和身体来说，就成为超重的负荷了。”后来又在日记中写道：“凌晨醒来想到《集林》事。我名为主编，实为初审。经我定稿后，还至少要再过三次堂，且同一问题也需回答三次。编辑技术处理极差。只有妥协……”此类情形，你可曾遭遇过?
沈昌文：我的情况跟王元化完全不一样，我编的《读书》杂志是愿意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希望大家都写出好的文章，能够说服别人，我做编辑我站在旁边看，王元化做编辑是主角，他有自己的观点，我本身没有观点，我是看你们在那里，大家在那说话。
吴怀尧：在王小波的杂文集里，收录了发表在《读书》上的《摆脱童稚状态》《智慧与国学》《思维的乐趣》《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等文章。私底下，你和他交往多吗?
沈昌文：没有什么个人交往，他就是投稿，我喜欢他的稿子。《读书》产生风波的时候，提倡思想解放，可是一定还要有可读性，王小波的稿子就有这两个特点，写得好是一种概括，指的是写得风趣。表达得好是非常难的艺术，王小波的表达是曲里拐弯的好，有一篇文章我现在背不出来了，讲的就是知识渊博，一个杂文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三句话讲完了，他可以写三千字，而且写得很有趣。
吴怀尧：他在世时是曲高和寡，小说发表更是费尽周折。
沈昌文：我同意你说的曲高和寡，所谓要好，往往是拐弯，拐了几个弯，有的人就不耐烦了，小波知识渊博，他讲道理的时候，表达方式简直出人意外。
吴怀尧：最近关于“告密者”这个话题有很多的讨论，黄苗子、冯亦代等文化老人的名字也频频重现报端。还有学者从郑振铎的日记中读出，他对揭发者的赞赏和对倒霉者的冷淡。对于那段特殊时期的人和事，你在自传中也提到过，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如何看待那段历史?
沈昌文：过去是采取群众性斗争，不是简单的告密问题，我不大赞成现在用“告密者”这个词。文革时很多作为不是由衷的，和恶意为之是两码事。如果非要上纲上线，改革开放以前过来的人，那就都没法做人了。
吴怀尧：我很好奇，在揭发陈原和王子野时，你给他们加的是什么罪名?
沈昌文：揭发王子野最有名的一张大字报是证明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的罪名是什么呢，我写他居然每天要回家吃饭，不在食堂吃饭，无论怎么上纲上线，可是事实就一句话，就是他不在食堂这吃饭。这个整理材料时就没法上报。所以后来他能原谅我。
吴怀尧：在你的口述自传《知道》中，有一句话是：“当时的这些事儿，我在回忆文章里不好写。不好写的事儿多着呢!以后会慢慢说。”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欲言又止?
沈昌文：主要牵扯到人事关系，张三看不起李四，李四看不起王五之类。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复杂的事情太多了。
吴怀尧：比较圆滑的手段……请问，您有宗教信仰吗?
沈昌文：没有，我没有宗教信仰，我喜欢佛教，但不是信徒。“放下”是中国宗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此外因为工作的关系，以前也研究过宗教观，仅此而已。
吴怀尧：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你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上网，看各类新闻和博客，但是只潜水，从来不发言，是担心遭遇跨省追捕吗?
沈昌文：没有，我每天上网看各种东西，本来就不想发表评论，实在有的时候点名道姓让我发表意见，我也请朋友帮我代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手续，要注册等等，我一听到注册两个字就非常紧张。我谢绝这些活动，可以说一个简单的话，老年人怕麻烦，我不愿意有这些麻烦，注册了人家还跟你讨论，有不同意见等等。从我做编辑来说，我需要了解这个世界，网是很重要的窗口，我老了，我不发表意见，而且需要发表意见的地方太多了。
吴怀尧：就我所知，你和你的外孙关系不错，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沈昌文：在马路上不能卖弄聪明，比如说看见两个人在下棋，你认为你很高明，你告诉这个人该吃那个人的车了，这样一来你就糟糕了，他们会慢慢把你套上，然后跟你赌钱，你看对方本领不高，以为自己肯定可以下赢，可是快到你要赢的时候，他们突然说一句警察来了，这些人全走了，你的钱也不见了。所以我在上海生活过以后，我到了北京，我实在很奇怪，怎么有人把钱存在银行里，凭一张卡去取，我不敢相信这个卡。我最相信cash(现金)，看得见摸得着的。
吴怀尧：你警惕性这么高，追根溯源，这和你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是否有关?
沈昌文：我少年时生活的地方是上海最复杂的地带，挨着法租界，那个地方干坏事的最多，干好事也多，好事是什么你知道吗，共产党听说要被抓了，就穿过法租界，国民党的警察就进不来了，那个地方叫老西门……我讲一个很低级的事情，上海到处都是妓院，那个地方的妓院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上海话叫“咸肉庄”，那些女的都是一些过时的人肉，腌过的最便宜的肉了，就是人力车夫累了路过那里进去嫖一下出来。那条马路现在上海人年轻人不知道，就是上海南洋桥。我就生活在这个地方，我念书时候的好朋友是扒手，他不念书，整天去扒，晚上跟我聊他扒到了什么东西。
吴怀尧：哈哈，近墨者黑，很难得，你的扒手朋友没有带坏你。
沈昌文：我得靠自己的本事啊。在阶级斗争年代中间，我大量的时间是翻译书，翻译了差不多有近一百万字，我自学出身的，我靠什么让社会承认我呢，我要拿出东西来，我要翻译写东西。所以我觉得年轻人重要的就是永远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要有一技之长，这一技暂时被冷落了没关系，时代在发展，你这个行业总有一天它又会走到前面了，我就是靠这个东西起来的，外面的斗争再厉害，我应付过关，回过头来在家里做我的翻译，必须要有一种实力才能在社会立足。
吴怀尧：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前不久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建议全国用十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恢复繁体字教育的论争，作为一个关切文化的退休主编，你是否支持此举?
沈昌文：我不支持。中国的文字原先是为有产者服务的，简体字工农大众都可以接受。大家说的国学热，有的人有意见，我是拥护的，因为我觉得能够治疗烦燥。中国的哲学对个人修养有好处，对社会是不是有好处我不敢说。七十年代，我在批林批孔小组工作，当时完全否定孔夫子。现在看起来做得过分了，我非常欣赏西方所谓的慢生活，现在不提倡快了，提倡慢，我觉得那是人生需要有这样的态度，这才觉得人生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进取。
吴怀尧：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前些天，你的老友漫画家丁聪去世，享年93岁，缅怀者众，让人徒生“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之感，当然，生老病死乃人生常态，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你希望有什么样的墓志铭?
沈昌文：关于丁老，最可敬的是他的豁达。我要向他学习，悄然谢世，不为人知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