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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三联书店在上海招考，沈昌文喜出望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毛遂自荐。“我觉得我是工人，三联书店一定愿意让我去。结果，人家回信说要的是大学生。再后来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考，这一次我就变成大学生了，因为我在市内的新闻专科学校读书。上海人都是很滑头的，我自己刻了一个图章‘学习报’，说‘介绍本报记者沈昌文前来应考’。我考得也不错，就到北京来了。当年三联书店没有录用我，多年以后，我当了三联书店的总经理。”
吴怀尧：从1945年到1951年，你一共当了六年学徒，白天伺候八方来客，晚上去夜校进修，后来考取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招考。按照这个路子往下走，你应该是当记者，最后怎么阴差阳错上了出版这条船?
沈昌文：在第一学期，我的采访学的成绩是五十分。六十分及格，我才五十分!班里数我最差，我真是丢人啊，这当然不能抱怨老师，我自己不会写嘛。我的摄影课、电影课成绩都很好，可是正经的新闻课都没有学好。我没有学好语文，只是念熟了《古文观止》，现在还能背很多。大概是1949年底到1950年，三联书店在上海招考，报名的条件是要有大学一年级的文化程度，我刚好够了。可是他们没有要我，我估计是我太诚恳了，写了真实心情，说我以前是个学徒，如何喜欢三联书店，想去为它工作。
吴怀尧：和现在很多大学生投简历的情况差不多。
沈昌文：1950年底，上海人民出版社要在上海招收校对员，我和几个同学就去了。这次报考，我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伪造了证件和介绍信，说我是报社的工作人员，后来就考上了嘛。第二年3月24日，我就到了北京，开始做校对，同时继续学习俄文。做校对时，我曾把“抗美援朝”错成“援美抗朝”。最惊险的是1953年的“洗澡运动”，也叫“忠诚老实运动”，我怀着一种虔诚的心理，把自己曾经做过的“所有丑恶的事情”一股脑儿说了出来，包括如何隐瞒学徒史造假开证明，包括为了挣钱上学曾帮资本家做过假账等等。结果思想汇报交上去后，不久人事部门找我谈话，认为我“历史太复杂”，准备将我辞退回上海。
吴怀尧：刚直起腰，头又碰到天花板，心里不太好受吧?
沈昌文：是啊，觉得非常悲哀，等于以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好在这时，我翻译的两本书出版了，而且被时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王子野看到，他推翻了人事部门的决定，不但没让我走，还把我调到了身边当秘书。不久我又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现在奖状还在家里。
当时的人民出版社下设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三块牌子，所以我实际上已经迈进了三联书店的门槛。在体制内，能当领导的秘书，一般都是比较信任的。从1954年以后，我就一帆风顺了，入党，当编辑室主任，尽管也有挫折，我都过来了。
吴怀尧：对自己的发展方向，你是潜心规划好，还是且走且看，顺其自然?
沈昌文：两个都不是，开头是有目标的，后来发觉目标都达不到。我学过很多东西，我学摄影，没人找我照相，我也进不了照相馆，我学过收发电报，后来也没成功，我学过会计，因为没有很好的学历，我也当不了会计师，我只能够做做假账，所谓做假账，就是我根本没见过，我给一家玻璃厂造假账，这个厂我根本没见过，就根据单据做出盈利多少，我做好了以后，老板去应付税务局，他还要贿赂，我这个账单就是一种障眼法。可是通过这些事情，我慢慢形成一个观念，一旦机会来了，你必须有所准备，抓住机会。我没有能力，我没有人脉，所以我在上海的学习很多都浪费了。一直等到五十年代初，我就获得了机会，要是没有出书，我可能就被解雇了。
吴怀尧：现在回忆那些陈年往事，你是记忆犹新，还是需要努力回想?
沈昌文：我觉得比较清晰。我喜欢讲半通不通的英语，很抱歉，我们上海人的坏习惯，必须要不断的strive，斗争，只要有一种本事，总是会有成果的。
我是暗暗的用功，人们都不知道，我要翻译东西，换句话说我要出人头地。所以到了1954年的时候我得了大病，看上去没有什么，咳嗽很厉害，肺结核，气管炎，关节炎等等，我生活最苦恼的是失眠了。当年我到北大医院看病也得头天晚上去排队，第二天早上才能拿到号。那一年上海的英汉大字典要重印，我会英语，就被派到上海去出差，里面有一些地方要做校对工作。
吴怀尧：你接触气功就是这段时期吧?
沈昌文：对，我在上海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叫蒋维乔的老先生，他当过江苏省的教育厅厅长。我跟他学气功时他已经八十岁了。他的功法非常简单，不讲什么外功内功，乱七八糟的更是没有，起首只有一条，就是“意守丹田”。怎么能“意守丹田”呢?这一点我很得意，他讲的一句话我能落实，就是“破除我执”。
他认为，越是“执”于一点，就越不能成功，所以要放松。放松之后，把注意力集中在肚脐之下一寸三分，老是想着那儿，那儿就会发热，一旦发热了，就是所谓“得气”了。然后，你就按着书上讲的经络路线，把得的气引导到一定的穴位上。需要治哪个部位，就让气走到哪个地方，慢慢地病就会好了。
这个气功本身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生哲学，就是要把心安下来，比如说公共汽车没挤上，你可以恨得要死，这趟车看着就差一步，但是没赶上，可是你再解释一下就很简单，这一趟过去了，还有下一趟，下一趟可能更宽敞。
我过去有那么一股进取之心，可我不知道退。他告诉我，要进还要退，你才能有真正的进步。若是没有他告诉我这一点，我可能以后就毁了。我当然还是要进，但是不再刻意去追求效果了。所以慢慢我就学了很多东西。他去世后，很多人说是正常死亡。厦门大学的谢泳写了文章，经过调查才知道，1957年底，蒋维乔知道儿子划了右派，九十岁的老头想不开，老头一辈子教我各种想开的办法，结果他到气功室上吊死了。
吴怀尧：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李洪林写的《读书无禁区》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1980年3月，你被调到《读书》杂志编辑部，这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因缘际会?后来你又如何做了主编?
沈昌文：有一段时间我想离开人民出版社(当年东方红兵团的人似乎在社里当了家，想象中于我不利)，去陈原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当时我在人民出版社的顶头上司范用把我留下了，他说陈原现在还管着《读书》杂志，你就去《读书》吧，就这样，我到《读书》当了编辑室主任。
80年代初期，我们刊登了一些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文章，老是要去做检讨，下面也流传说，《读书》出事了，要停掉。正在我们很紧张的时候，1983年，胡乔木在通俗读物出版会议上有一次讲话，他讲着讲着，忽然讲到《读书》，他说《读书》杂志大家很有意见，这个杂志该怎么办呢?我看还是要办下去，要他们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嘛，等等。所以，新闻出版署赶紧根据这个精神重新研究《读书》怎么办下去，其中一条是，把一个党员沈昌文的地位升高了，变成执行副主编了。
这个事情过去以后，乔木同志给《读书》杂志投了篇稿，是他出版的诗集《人在月光下是美丽的》的序言。他完全是以普通读者的身份投稿给我们的，信中说：我写了篇文章，你们看看，能不能采用，等等。我就以编辑部的名义回信，对乔木同志来稿表示欢迎，并建议文章做两个改动，其中一个是把“我的拙著”中的“我的”两字删去。他又给我一封回信，同意修改，语气客气得不得了，意思是说，对他这样的人来稿，像对一般作者那样就好了，用语不必客气。后来，我到新闻出版署开会，“无意”之中，向署里的领导讲了胡乔木同志给《读书》投稿的事。不管怎样，《读书》最后还是过关了。
吴怀尧：你主政的十年，堪称《读书》杂志的黄金时代，它成为文化界的标杆性读物，许多知识分子以在《读书》刊登文章为荣。知名博主和菜头说，“三联书店在你手下时，是那种值得学人骑自行车经过时踩一脚刹车，下来鞠一躬再走的所在。”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读书》当年为什么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沈昌文：它刚刚问世，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众多老知识分子和出版家为它塑造了一个独特的风格。《读书》的主张是陈原老总主张的，我觉得很受教益：要有思想性，要有启蒙，可是绝对不能说教，而是要有可读性。他认为文章要短，不能超过三千字，后来我接手后改为不能超过五千字。
大家说当年的《读书》如何如何，其实不是我们有能耐，而是我们当年形势有利，多年不开放，大门忽然敞开，金克木、张中行、钱钟书这些老知识分子憋了很久，第一次得到讲话的机会，金克木简直有写不完的文章，他说你们一个月才发我一篇，我一个月至少写四五篇。找金克木去谈事，在门口已经握手告别了，在门槛上他还要跟你谈15分钟呢。钱钟书也有讲不完的话，滔滔不绝。张中行也是如此。当时还有一个痛快是，我们从来不操心发行量和盈利问题。我接手的时候是两万册，我移交工作的时候是十三万册。
吴怀尧：现在的很多刊物都会发些软文广告，《读书》有没有类似的情形?
沈昌文：说一句老实话，我们编《读书》的时候绝对不是完美主义者，有的时候，上面打招呼的文章，或者是什么局长的夫人、老爷子这这那那，想在我们这里风雅一下，我们抵挡不住，这样的任务文章也是要发的，不可能苛求每一篇都是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