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商旧梦
回首过去的时光，沈昌文如此总结：“我这一辈子都是做牛式的出版：听话、恭顺，不敢越雷池一步。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几十年前，说某人搞出版长于‘独立思考’，那可能是对其他人最大的打击。这样一来，他也许会遭难多年。现在世道不同，新型的出版家们，可能做鸵鸟，做骆驼，做鲸鱼了。”
吴怀尧：1996年1月1日上午，你接到三联书店人事方面负责人的电话，被告知退休。退休之后你也没有闲着，一直在文化圈奔走，相比之前有什么区别?
沈昌文：退出后做事跟过去不一样了，就是玩的态度，不是真正的做事。过去做事是要求一个目标，讲穿了就是功名，对不对，我用一句很露骨的话讲，就是向上爬，爬到一定的功名就可以了，然后就是好玩了，这以后我还做了好多事，都是为了好玩，不是为了功名，我已经不需要功名了。
吴怀尧：也不做翻译了?
沈昌文：我跟你说实话，我的翻译水平并不高，我能翻译斯大林时候的东西，我不能翻译这以后的。现在中文的东西活泛，过去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日报》社论，多好翻译，我翻译那个当时《真理报》的社论，因为有一套规矩，很容易翻译。这套规矩现在没有了，我何必呢，我花的成本太高，所以我现在就是玩了，完全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我是典型的个人主义，我想得挺透。
吴怀尧：不翻译但是写了不少东西，我发现你的著作《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包括最近正在热卖的口述自传《知道》，没有一本是三联书店出的，为什么会这样子?
沈昌文：我离开三联以后，海外报纸不断的有文章出来，说《读书》犯忌，沈昌文被迫退休。有的人认为是我挑动起来的，这当然是个误会，我也不想去做解释。既然有了这么大的误会，为了保全三联书店，我只好划清界限，不再有业务往来。我到三联来就喝咖啡，业务我一点不管，我自己的事情更不能够求三联。
吴怀尧：你现在和三联是什么关系?
沈昌文：我是三联的下岗职工，我不担任任何职务。
吴怀尧：在三联的时候，你引进《宽容》《情爱论》;近些年又引进《欧洲风化史》，编了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还将台湾的《蔡志忠漫画》《朱德庸漫画》和《几米绘本》推荐到内地出版。这些书销量都非常好，相比之下，你对非大陆的作品似乎很看重?
沈昌文：大陆出版的发展比西方落后，也比台湾落后。我做出版的，我很清楚，台湾出版走过的路子，我们现在正在走。这几十年，没有人比我清楚啊，我每天看台湾报纸，每天研究台湾文化状况。他们走过的路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走。所以，海外的作者经常有一些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并且海外的学术机构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多，写纯学术、看不懂的文章是没出路的，他们比较讲究可读性。
吴怀尧：你的大半生都在跟书打交道，对当下的出版界怎么看?你会读什么样的书?
沈昌文：我个人的经验不足取，我喜欢浏览，因为我是书商，我要了解整个书业的全貌，我的缺点和优点都在这儿，我看得比较多，但是缺少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中国的出版，至今病在谋略太多，机心太重，理想太少。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开卷有益，不管你是什么态度，你都会得到好处。刚才我说了，我的毛病很大，因为我要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一本书刚看了三页，发现一个问题，我又去查另外一本书，我家里书也多，这样一天到晚就在浏览。所以我做不了专家，当不成学者，我自己是知道分子，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我有一点特别觉得要告诉年轻朋友，你们身在现在很幸福，现在的书实在多，够你看的了。要是前三十年，简直是不可想象。我个人特别爱看的书，我说不出来了，我只能学学某些老前辈的说法，我还是怀旧的时候多，我现在经常要怀旧的一本书是，就是《古文观止》。
吴怀尧：从数量上讲，书是多了，但是有数据显示，因为网络和视觉影像的影响，加之各种原因，看书的人数在下降，对此你怎么看?
沈昌文：阅读率下降出版商要负责，应该用各种生动的手段来吸引读者。像蔡志忠用漫画的形式诠释包括《道德经》、《论语》、《菜根谭》等中国传统文化，就很流行。
吴怀尧：我印象中你在接受采访时好像说过“阅读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之类的话?
沈昌文：我不会说那么高级的话，那种带真理性的语言都不是我说的，我没有哲学观念，我不会发表这种哲理性的语言，我是一个非常庸俗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