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徒生涯
从念小学开始，沈昌文就处于人性扭曲的环境之中。“我连哭都不能大声哭，笑也不能大声笑，说话也不能随便说。我始终要仰仗别人的帮助。为了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小学，我连自己的姓都得改掉。我不能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儿，因为我的祖母不允许，那是她眼里的‘野蛮小鬼’。正是在喜好玩耍的时候，我唯一的游戏就是闷在家里，隔着板缝往外看。这形成了我比较特别的经历，也促使我这个当学徒的永远要念书，要上进。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我始终不跟荒废时间的事情打交道，只知道要多学一点东西，自己去找本领，找饭吃。现在想想，我唯一的玩儿，现在也还是这样在玩儿，就是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
吴怀尧：在见你之前，我们素未谋面，但是说到三联书店，说到《读书》杂志，说到沈昌文，还是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不会觉得坐在面前的是一个陌路人，所以，我不想把这次访谈弄得很严肃很深沉，更希望是轻松有趣的谈话。
沈昌文：你已经界定了是聊天性的，我们聊天可以很亲切，可是一谈到业务啊，我就没有办法谈，因为现在已经很隔膜了，我每天谈的没有一件事是正经的，没有一件事是要订合同的。说不正经，那倒也不是唱歌跳舞，都是谈跟文化有关的。这个在饭桌上就比较合适，我本人也喜欢做饭，我很少自己下厨招待别人，我会到饭馆点菜，有些饭馆我非常熟，这样我就经常跟朋友聊天，有时也在饭馆里聊。吃饭可以有一种高兴，有一种喜悦，谈事情就容易，感情也容易交流。
吴怀尧：接受媒体采访时，你常用“吃喝玩乐”形容自己的日常生活，我想知道，面对当下各种触目惊心的食品问题，你是吃心不改呢还是心有余悸?
沈昌文：我很大胆，我喜欢去小饭馆，用恶心的话说就是脏兮兮的小饭馆，都在这(美术馆东街三联韬奋图书中心)附近。我每天要做的事，跟朋友聊天、交往过半都是在饭桌上，如果大家很熟，就在附近找个小饭馆，不是太熟悉的，就去像样些的地方。
吴怀尧：呵呵，见你得提前预约。平时你和朋友们主要聊些什么?
沈昌文：是。找我的朋友非常多，大部分来自海外，要谈的无非是内地的各种新情况，或者是思想界、文化界的各种倾向。这种闲谈，在饭桌上显然比较合适。我没有实质性的业务，没有谁委托我组织写稿，出版作品。如果有的话，我就牵线搭桥，我绝对不管所谓的业务，我已经七十八岁了，我不能再管这些事情。
吴怀尧：你生在宁波，长在上海，现在还会经常回去看看吗?又是什么原因，你可以这么多年一直呆在北京?
沈昌文：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所以和宁波有缘，是因为我妈妈是宁波人，我又在宁波人开的商店里打了六年工。现在年纪大了，哪里都不怎么去，家里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去。我家人都不住上海，我太太是北京人，而且是蒙古族的旗人。
吴怀尧：你是1962年1月结婚的，到现在差不多五十年。金婚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沈昌文：我们那时候谈恋爱的方式很简单，是支部书记介绍的。我们的支部书记生病，去医院里看病，病好后就把女医生介绍给我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因为这以前我在单位里追求女孩子都失败了，我们的支部书记说这样一个优秀的青年——我那时候正在积极争取入党(我是1961年10月份入党的)——居然找不到对象——我遭到单位里面女同志的白眼。
吴怀尧：你恋爱受挫的原因是什么?
沈昌文：我原来是工人，尽管上过大学，也是业余时间念的，所以我到了单位非常急切的要上进，要做好多事，像搞翻译。我原来是做校对，校对上升需要拿出东西来，我们出版社能够自己做翻译或者写作。当时我看上了一个翻译的女同志。我们那里的优秀女士都跟我讲，你要追求，不是直接说我们俩好吧，这不行，得追求，可我没时间追求，我要翻译，我就是靠这个——说得难听点就是靠这个爬上去的，我能翻译不同的东西，所以人家说我变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我去当领导的秘书，然后当编辑，当编辑主任，总编辑等等。我的邪门歪道是，今天在座的有俄国人，我讲俄国话，有德国人我讲德国话，有法国人我讲法国话，都能够多少讲几句。俄文我最厉害了，我是上海淮海路学的俄语，都是夜校，我在上海、在北京也上夜校，夜校非常辛苦，多的时候一天要上五个补习学校，早上五点钟到晚上十点钟。
吴怀尧：自我教育和上进心真的是非常重要。
沈昌文：我自学的缺点是不注意文化积累，只注意谋生，学什么我就看将来能不能用于谋生。我在上海观察家庭教育，发现关键就是靠实力做事。我没有资产，也没有背景，我父亲是很有钱的家庭，行为端正，用我祖母的说话，连玩女人的心情都没有，可是他抽大烟，把家产全抽光，他死了以后，房子卖掉抵债。
后来我才知道，鸦片并没有那么值钱，以至于把家产都抽光，问题是抽了鸦片人就没有上进心，没有上进心事业就给人坑蒙拐骗了。由于母亲认定家道中落的原因是嫁错了上海人，所以我从小在上海的宁波圈子里长大。虽然家里一贫如洗，但外婆还是认定好人家的孩子一定要上最好的学校，于是我冒充一位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亲戚的孩子，得以进入上海工部局子弟学校——一个由英国人办的学校里上学。亲戚姓王，所以我读书时的名字实际上是“王昌文”。念到初二，交不起学费，学校老师来催欠款，很无奈，我祖母和我妈妈就决定让我离开学校，走的时候，我没有跟任何同学打招呼。十三岁时我又冒充宁波人，开始在南洋桥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里的学徒生涯。这一类的商店，为了知根知底用的都是同乡。
吴怀尧：你父亲去世时你多大?
沈昌文：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实际年龄只有三岁，我连他的容貌都不记得了，很多都是听我的家人，特别我的祖母说的。我十多岁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得一塌糊涂，就住在上海人所谓的城户临时建筑。
吴怀尧：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实际上是缺少父亲这个角色的。
沈昌文：不但缺少父亲，而且我妈妈从小给我的教育就是上海人是不行的，她这辈子的错误就是嫁了一个上海人。按籍贯来说，我是上海人，可是我始终看不起上海人，看得起宁波人，我妈妈是宁波人，我从小就学宁波话，我在宁波人的圈子里长大，我讲宁波话比上海话还地道，尤其是我学徒六年，我这个店是宁波人的商店，这个店是不许非宁波人进去的，宁波人的乡土观念非常厉害。宁波人有一点是好的，做商业讲究诚信，我从1945年以后完全讲宁波话了，完全宁波化了，在以前我还讲一点上海话，以后完全是变成宁波人了。所以宁波人的特点，在我身上非常的明显，而宁波人除了有一套商业办法以外，还有别的本事，因为宁波开埠早，航海出去比较早，我的很多亲戚都是做航海的，做船长，所以因此能够接受外来文化。
吴怀尧：能否说一件在学徒生涯期间，让你难以忘怀的事情?
沈昌文：1945年抗战胜利，美国兵带妓女到处闲逛，我是卖首饰的，我要招呼他们，就喊美国兵“罗斯福先生”和“杜鲁门先生”，他们听了很欢喜，带着女伴就进来看。我在店里本来是工人，后来变成账房(会计)了，为什么做账房，我告诉你我的一大创造：那些卖给女孩的首饰，通常上面会镌刻赞美女性的词语，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国色天香”之类。后来我改革了，我从来喜欢改革，我改写成“妹妹我爱你”，这样一来，我所在的店里首饰卖得好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