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发往北京以外，学生救国会是一途，报刊转载是一途，连蔡元培在出京前夕，也友情客串，向外地访客推荐“可以试试看”。在这紧风密云的非常时期，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最敏感的总是对手。日本公使小幡酉吉于5月8日向日本外务省发出的报告，已经提及十人团“狂暴的言论”，并称“结果是7日、8日以来本地的正金银行支店发生每天挤兑二万余元的情况”。
正如五四时期的大多数运动一样，救国十人团的发源地在北京，最成气候却是在上海。上海人，尤其是商界的参与，加速了这一运动的完善，在出现了校役十人团、车夫十人团、伶界十人团、妓女十人团之后，“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宣告成立。到6月初，在联合会进行登记的十人团已达1300多个。
这时，运动出现了方式的分歧。有十人团发出了致著名的两家百货公司先施、永安的公开信，指责它们一面提倡国货，一面大卖日货，言行不一，希望两公司“以若干日为限，清理日货”，言辞虽不算激烈，在联合会的主事者看来，已经超越了“劝导”的范围——他们只同意团友之间的互相监督，对未参加十人团的各界人士，“除婉言劝导外，决不以信件相恫吓或武力相迫胁”。后世研究者分析，大概因为联合会的主事者大抵都是商人，更多从经营者的立场出发，不支持强迫的抵货。
运动像滚雪球一样扩大开去。天津、济南、宁波、长沙……各地都成立了少则一二百、多则四五百的十人团。而团友的责任，也在扩大的过程中发生变化：银行与公司股份的筹措，因为远景渺茫，很少有人提起；每月存两角银洋，对于济南、长沙等内地的下层民众与穷苦学生来说，也是不小的压力。于是各地因地制宜地修改章程，减少存款数(济南要求两天存一个铜元)，对于那些找不足十个人成团的参与者，天津允许他们先成立“独立团”，再在运动中结合成十人团。
后期十人团运动的中心聚焦在“抵制日货”上。虽然拥有这一明确的目标，在当时的经济形势下，普通民众很难做到上海联合会所期望的那样，“静默持久”地支持国货。有意思的是，在所有公开的传单或章程上，都没有“日本”或“日货”的字眼，而改用“仇货”、“某国”代替，显然，政治的压力也如影附形。
1919年底，这种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抵制/独立运动，在变幻与回缩中前行：“工读互助团”将参与者限制在更自律更激进的学生身上，而上海滩头新出现的小型工会组织，与众多社会教育团体，也许可以看作十人团运动的不同变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