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生未死间
王浒回到学校后，被增补为“北系”总支委员。他发现，经过这么大规模的逮捕，地下党组织竟然毫发未损。不能不说，我党的潜伏策略相当成功。
首先，清华有“南系”、“北系”两个地下党系统，南系属南方局青委领导，北系属华北局城工部领导。这两个系统完全不交叉，没有横向联系。这样，即使一个系统垮了，还有另一个系统顶着。
王浒和后来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的滕藤住在同一寝室，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因分属两个系统，竟然互不知道对方是党员。滕藤曾经想吸纳王浒为党员，但对方笑而不答，滕藤也就猜出了端倪。
有两个东北来的同学，神龙见首不见尾，对学生运动也漠不关心，这成了滕藤的“心病”。他把人家当三青团特务，暗中监视了好一段时间。到解放后才知道，这两位是专门为“四野”采购药品的。
另外，地下党规定：抛头露面的，如在学生会和进步团体当负责的人，要单独编组，单独联系。地下党的领导，则要以中间或者落后学生的形象出现，暗中掌控全局。
彭云的“潜伏”工作堪称完美，以至于身份公开后，周围的同学仍难以置信，她竟然是地下党总支书记。连滕藤这样的骨干，都当她是个死读书的“书呆子”呢！据说，她常说的话是“不要搞政治荒废了学业”。如今，当年那个不显山露水的小丫头，已经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任上退了下来，她的丈夫就是以《平明日报》编辑身份为掩护，领导清华地下党的王汉斌。
正因如此谨慎，国民党虽然把三青团特务安插到了清华，但“八一九”逮捕的“黑名单”里，却漏掉了地下党的核心成员。即使把“黑名单”上的人都送走了，党和党的外围组织也没受什么影响。
表面看，清华校内仍弦歌不断。清晨，从延安传过来的大秧歌取代了操场上的早操；课堂上，名流教授们口若悬河；晚间，各种剧社团抢占着大礼堂的舞台。隐藏在平静之下的，是一股正在集结的力量。
大逮捕后，十余个“湖南伢子”搬进了明斋117室。进清华时，他们还抱着“科学救国、清高处世”的想法，可是一次次惨案，使他们决定住到一起，过一种“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生活。在这里，私产一律上交，用于革命。当时在电机系学习、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就在这间宿舍成了党的外围组织“新青联”的一员。
青年们激愤昂扬，人到中年的清华教职员却不得不为填饱肚子发愁。币制改革后，面粉涨了140多倍，那时教职员的平均月薪，也就够4口之家维持8天的开销，许多教授不得已靠卖书为生。
“我们三番五次呼吁政府合理改善待遇，政府却总是不闻不问，不让我们温饱。”教师们为求最低生活给蒋介石写信，没有任何结果，只得忍痛停课5天争取生存权！
“这样的政府再也不能拖下去了”，许多中间派教师，因为对国民党彻底失望，改变了立场。素有“硬汉”之称的政治系主任张奚若，不畏特务在侧，在礼堂中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们说：“国民党这一页，早该翻过去了。”
清华园西院12号寓所内，吴晗家的麻将局更没有“三缺一”的时候。左翼教授们以“稀里哗啦”的搓麻声为掩护，起草出一份份支援学生运动的声明。
10月底，滕藤正筹划着去解放区接受训练，连身份证什么的都弄好了，突然得到通知，北京不久就要解放了，那些没有暴露的地下党员留下，在北京迎接解放。喜讯如此生动，以至于他现在还记忆犹新，组织上说：“傅作义如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夜间在卧室里啃火柴棍。”
考虑到解放后需要人才，地下党的当务之急，是把教授们留下。每个地下党员都接到了游说任务，每个教授身边都有几个学生或教师在暗中斡旋，教授们的思想动态被迅速传到泊镇，刘仁听说，教授太太也跳起了大秧歌，当即开怀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