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后腾藤看着自己在入城式上被抓拍的照片，回忆起清华解放那段峥嵘岁月。 方非摄
1949年2月27日，清华艺工队所绘毛主席画像。
1949年2月27日，游行队伍在清华大操场预阅。
最后的大逮捕
在清华档案馆，记者看到一份1948年8月20日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手书的讲话大纲，这份拟在教育会议上做报告的大纲显示，大逮捕已经酝酿了两个月。
原来，南京方面7月份已经提出，要入校逮捕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校方和警方为此会商达十余次未果。暑假前夕，数百名化装成老百姓的国民党特务在清华门口逡巡，西门口还贴出了“消灭知识潜匪”的标语。各种迹象显示，山雨欲来。
8月12日南京政府的青年部部长陈雪屏飞到北平，坚持要派军警直接进校抓捕。
梅贻琦与北大校长胡适只得密电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替学生求情，称“此事万不得已可由正规法院执行，若军警入校，行之必致学校陷入长期纷乱，无法收拾。”
“谏阻此事”的电文转蒋介石后，梅贻琦赴北平清剿大队(简称“剿总”)会谈，得到一个不得已的结果：军警暂不入校拘捕，由法庭传讯。
虽然梅校长提出，“名单性质特请注意，并请慎重行事”，当局并没当回事。8月19日，北平各报刊登了国民党当局发出的第一批拘传名单，包括11所大学的250名学生，罪名是“危害国家”、“共匪嫌疑”，限定他们第二天到特刑庭投案，否则入校逮捕。接着，国民党当局先后公布三批名单，要逮捕审讯的学生达463人。
“剿总”如此不留余地，皆因北大、清华已经名声在外。大家都说这里是蒋管区里的“小解放区”，在这里，发生着白色恐怖下不可想象的“奇迹”。湖畔、草地上人们大声唱着，“山那边风景独好”；饭厅里，大喇叭广播着延安的新华社讯；大礼堂，上演着《列宁在十月》等苏联影片。
当局不会坐等学生投案。19日，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便包围了清华，进出校门者都要受到搜查，他们冲入学校，已是早晚的事了。
对于这次逮捕行动，华北局城工部早有安排，7月发出的《平津工作意见》，就对暴露人员的转移做出了安排。暑假一到，校学生自治会理事和一些进步同学便纷纷离校，南下北上。“黑名单”上的人，大多不在清华。在校的人，则一早从饭堂门口一份未署名的大字报上知道了消息，拿着假学生证，于夜色苍茫时，从清华东北角的奶牛场翻墙而走，消失在一望无尽的高粱地中。
这其中最惊险的，也许要算清华地下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成员傅的经历了。
她先是和“黑名单”上的两名同学李詠、张家炽一起藏在大礼堂舞台下的地下室，正躲着，忽听外面人声嘈杂，从舞台前的小洞往外一看，军警正把学生驱赶到大礼堂中，拿着“黑名单”核对学生证。
后来，她又经名教授张奚若的女儿张文英介绍，躲到美国教授罗伯特·温德家，他家的大衣柜刚好能藏下一个
人。不想，特务连外籍教师也不放过，径直破门而入。他们拽了拽大衣柜，一看门锁了，就要求开锁。罗伯特·温德教授急中生智，用外语叽里呱啦地说了几句，才躲过了军警的搜查。
与此同时，“黑名单”上排名第一的邓乃荣则摘下眼镜，涂上口红，擦上脂粉，穿上高级旗袍，装扮成阔小姐，踏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在天津和她接头的人，竟然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
经过这番机智紧张的大转移，“黑名单”上的学生已大多离校。地下党又暗中运作，由校方出面和军警谈好条件，主动“请”他们入校搜捕。军警们来势汹汹却搜不出人，只好解了清华之围。
倒是外校的有些“黑名单”上的学生因清华有熟人，前来逃避，组织上并不知晓，结果让特务逮捕了，实为憾事！事后梅贻琦校长曾愤慨地说：“军警上高等学府里面来抓人，这是清华建校以来首次。”
“黑夜尽头的时候，天就要亮了。”杨勤明，一个刚入校的学生，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在当今方生未死之际，只企求方生的快生，未死的快死。一个新的时代诞生，必须经受分娩的阵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