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在参加一次晚会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怎么那么土啊!”我听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回家后对仲勋说了，他听后笑着说：“土比洋好!”
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后被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们放寒暑假时，我更是管不了他们。尽管每个星期天晚间去上班时，我都是伴着孩子们依依惜别的“妈妈再见!妈妈再见!”声离开家的，但我却从没考虑过是否和孩子们多呆上一会儿，甚至是否调换一下工作，离家近一些。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能耽误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我也没有请过假，而对于时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仲勋同志来说，他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有时还要给四个孩子洗澡、洗衣服，那时我们的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这期间家里没有请保姆。对此，他视之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总是仲勋同志最为开心的时候。也许是仲勋特爱孩子的缘故，所以他特别重视从严教子。我们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红布鞋，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却对他说：“染染穿一样”。就是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家却住东城区。因此，我每周末回家一次，等到了家多已是8点钟了，星期日晚上还赶回单位上班，也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了，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仲勋(仲勋同志任国务院秘书长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多数时间都是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时，总理就要问：“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
后来，在一次节日晚会上，我见到了周总理，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哪里像35岁，4个孩子的妈妈呢？”并决定让我参加外事活动。但我只在此之后陪同仲勋同志参加过一次接待蒙古总统泽登巴尔夫妇的外事活动，以后也很少参加涉外活动。直到如今，我还没出过国，连港澳也没去过，最远只去过深圳沙头角。
在“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当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室中默默思忖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我们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勾结《刘志丹》小说作者李建彤，授意炮制《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其实毛主席当时只不过是在大会上念了一下条子，康生竟然就以此来作为毛主席语录一时间被广为流传。
那时，对于缺乏斗争经验的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有如晴天霹雳一般，人顿时就吓懵了，欲哭又不敢哭。仲勋同志看到我难以承受的样子，立即要我安静下来，正确对待。尽管他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关于仲勋参与此书的情况，山西党史文献有过记载：习仲勋曾参加过该小说创作组的两次会议，第一次他在会上了解写作过程；第二次，他明确表态说，要明确陕北根据地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据我所知，仲勋连这本书的初稿也没看完就交给秘书田方了，后来发表的一些章节，他连看也没有看过。
众所周知，康生迫害仲勋，是事出有因的。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把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等，仲勋曾坚决地予以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线，仲勋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予以抵制。
在“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他在检讨中沉痛地写道：“36年的恩情毁于一旦”。(他从1926年参加革命到1962年整整受党的恩惠36年)由于承受了莫须有的罪名，他的内心所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当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室中默默思忖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我们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
当时，我深深地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把他视为“反党”，接受八届十中全会对他的批判。另一方面，我对仲勋同志怀有深厚的感情。为此，我主动要求参加“四清”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