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习仲勋、齐心夫妇在深圳
几年来,我曾接到过一些报刊编辑同志的约稿信,希望我能撰写有关仲勋同志的文章。怎么说呢,对于宣传报道我所持的态度一直是比较谨慎的,一来,我们做的工作都是在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下所尽的党员义务和责任;二来,仲勋同志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总之,基于多种原因吧,我一直没有如约付稿。1998年7月在编辑同志的再三催促下,我终于还是心允了。
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我和仲勋相伴58年(1944年4月——2002年5月),可算是度过大半辈子了。尽管我在仲勋同志身边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在那些可数的时日里,值得回忆的往事依然很多很多……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而正是在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关系时,知道了习仲勋的名字。那是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崭新的红绿标语贴满了墙上,上面写着“学习习仲勋同志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由此而知,仲勋同志就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
当时,绥德地区是1940年解放的新区,被国民党反动军阀何绍南统治的时间较长,反动影响很深,加之受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致使学生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思想比较混乱。有的人还幻想着反动军阀何绍南卷土重来,学校在组织政治学习讨论对国共两党的看法时,甚至反派占上风。我们这些从延安派去的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扩大党的宣传、树立党的光辉形象工作的,使受蒙蔽的同学逐渐有所觉悟。那时,我被编在绥师思想最活跃的秋三四班级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工作,我们的级任老师杨滨是总支委员,书记是何仁仲。由于党总支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学校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
就在绥师刚有新气象的时候,发生了两起案件——“贴黑头贴子”(写恐吓信贴在校内墙上)和“打石头”(教员杨典被石头打伤,后来听白炳书同志讲是自己打伤的)。此时正值全边区开展防奸运动之际,绥德地委对此十分重视,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同志来学校蹲点。就在仲勋同志来校作动员报告的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
和仲勋的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同志,他正从杨滨同志住所的半山坡上走下来,突然见到首长,还在蹦蹦跳跳的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