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全家为纪念难得的相聚，拍下了这张照片。
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的自传中写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两次都被父亲抓了回去时，他笑了起来，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却对仲勋同志的历史很不了解，他只轻描淡写地告诉过我，“他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同志在绥德结婚了。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我们的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许多，都向我们表示庆贺。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时任抗大总校教育长，曾是抗大一分校校长的何长工（也是我们的介绍人），李井泉(抗大总校负责人之一)，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署正、副专员袁任远、杨和亭，地委副书记白治民等等。那天，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后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曾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给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相片留念。婚礼上我和仲勋及上述那几位来宾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
婚后，仲勋同志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因为我知道他的担子很重，在艰难的岁月里，不应该要求他过多的关照我。同时，我也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不久，这一年的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第二年（1945年），仲勋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又调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而我仍在农村基层工作，直到解放后，我才回到西北局机关政研室农村组担任研究员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一生中有两段受益匪浅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一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抗大熔炉艰苦充实的战斗生活培养了我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坚定了革命斗争意志，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另一段是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工作的8年，经历了历次不眠的火热斗争，特别是从46年到48年，边区政府组织的历次土改我都幸运地参加了。在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直接领导下的土改，使我在贯彻毛主席的土改方针政策，抵制“左”的情绪，有了切身的体会。比如，不许采用挖底财、使用肉刑、侵犯中农利益、查三代等做法，保护了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等。
虽说我和仲勋同志相距几百里之远（那时，仲勋同志在延安担任西北局书记），在我心里始终记得他讲的那句话，“我们休戚相关”。他经常鼓励我安心地在基层工作，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农村是个大学校，有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还以他自己过去开辟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时曾到一家一户做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我，让我重视基层工作，他说：“给群众东西，向群众要东西，都要经过乡，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最初，我在绥德县地委、县委重点乡当乡文书，后来在绥德义合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延安市北关区区委副书记，也常以一个乡或村为重点进行调研，并因此兼任《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及时报道基层情况。这个阶段，我和仲勋同志虽然多在两地，但我们的思想感情却日益深厚，我对仲勋同志的严格要求不仅毫无怨言，反而从心底里感激他对我的教导和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