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心（左）与习仲勋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特务如麻草木皆兵，逼供信、假坦白的云雾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上述案件被视为特务公开破坏案件，有的还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结果，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对此，地委书记习仲勋非常重视，为了加强绥师党的领导，把绥师运动当作地委的重点来抓，地委调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同志担任绥师党总支书记，在这前后，仲勋把我和姚学融、白树吉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亲自谈话。
在仲勋工作的窑洞里，我们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并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他让我们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帮助地委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因为我早已感受到了直接的压力，心里正为之苦闷。这次谈话，仲勋同志给我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
为了安定民心，挽回党在学生和家长中的影响，仲勋同志把学生家长邀请到绥师，安排他们住下来，一面安抚他们，一面召开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3000人大会，进一步宣传共产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从那以后，绥师的运动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绥师从此成为边区培养革命干部的党的坚强阵地，平稳地转入审干整风，从而影响和带动了全地区的运动。绥德地区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审干整风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扎实、果断、有力，在抢救运动中，保护了大批的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只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他在作整风报告时说：“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谁要是乱说，比特务的罪还重。”与此同时打电报给中央和西北局，建议立即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在当时逼供信、假坦白成风的形势下，仲勋冒着风险提醒大家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是多么及时和难能可贵啊！他还说：“我们常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因此，在“抢救运动”中，整风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除一人被挂了一段之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这个阶段，我作为党员学生参加了绥师总支委，开大会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主席团成员。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仲勋也经常给我做书面指示，使我能够及时了解到整个运动的部署情况。仲勋对我的信任，无疑是对我学习和工作的一种鞭策和鼓励。虽然不是个别接触，但在共同的战斗中我亲眼看到了他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目睹了他政治家的风度。甚至地委召开的扩大积极分子会议，党组织也让我参加，使我深切体会到他敢于冒风险、实事求是、敢于纠偏，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工作精神。 婚后,仲勋同志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 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 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这年冬天，就在习仲勋同志去延安开会之前，他正式向我谈到了婚姻大事，并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并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希望我从政治上考虑，帮助我打消心中的顾虑。仲勋同志还告诉我，抗大总校教育长何长工同志曾写信向他介绍我，说他认识我的姐姐，而且见过我的父亲，说我是到延安后才长大的。仲勋同志曾让我写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的简单：“1939年3月18日，我由姐姐齐云亲自送到抗大一分校（当时在太行山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女生队学习，半年后毕业。先是被分配到长治干校妇干队任指导员，后回抗大一分校留守处任总务处文书，不久因抗大总校合并，我便在校部总务处、卫生处任文书。40年冬经何长工批准到延安学习。1941年春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秋季因参加党校征粮工作被派回陇东，征粮结束，1942年春回到延安。我要求学习文化，所以被派到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43年春天来到绥师。1943年8月14日入党，因在1939年夏季反扫荡运动中表现勇敢、坚定，尽管不够年龄，组织上还是批准了我的入党请求（六届六中全会决定18岁才能入党），40年秋季反扫荡后，我被提前转为正式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