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齐心与习仲勋在山东蓬莱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仲勋同志的秘书黄植同志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仲勋同志，庆贺我们得了一位千金。她就是由我母亲亲自取名为“桥桥”(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驻地)的女儿。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仲勋跟随毛主席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这一次，他还幸运地见到了我的父亲(原傅作义部队起义人员)以及我的姐姐齐云(她从东北调北平参加筹备全国第一次妇代会)。这一次回延安，仲勋同志为我带来了姐姐齐云的信，那一天，我高兴得什么似的。
我清楚地记得，当仲勋同志见到我们尚未起名的孩子时，高兴地把女儿抱在怀里，端详了好久好久，望着女儿稚气的小脸儿，我看到仲勋的脸上流露出了慈父的笑容。
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自从桥桥降生以后，只要仲勋同志工作稍有间隙，就会把女儿抱来看看，就连桥儿的像片也多是由爸爸亲自拍的。当桥桥稍大一点时，仲勋如有机会就带着她外出活动了。尽管仲勋同志非常疼爱孩子，但他对孩子从不娇惯，记得我在参加长安县“三反五反”试点时，仲勋曾在一个星期天带桥桥(两岁左右)到长安县检查工作，顺便让孩子看看我，因为女儿总要找妈妈。傍晚，当他们就要回西安时，桥桥抱着我大哭不止，一定要我也一同回去。看到女儿满是眼泪的小脸儿，我动心了。想想晚上没有什么活动，第二天一大早我可以坐大车赶回县委所在地（韦曲），不至延误工作。但仲勋考虑影响没有同意我一同回去，硬是抱着哭喊着妈妈的桥桥离开了我。 在参加一次晚会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怎么那么土啊!”他听后笑着说:“土比洋好!” 仲勋同志一贯支持我的工作和学习,从不要求我牺牲个人来专职照顾家庭。无论别人怎么想,我心里是有数的,我觉得一个丈夫能做到如此,是需要有博大胸怀的。
1952年秋，仲勋先到了北京，任职中宣部长，我带着桥桥和安安(尚未断奶的小女儿)于年底来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1953年，我们把4岁的桥桥送入了北海幼儿园，原因是我已在马列学院学习，照顾不了孩子。可是，每当周末结束往回送孩子时，桥桥就会哭个不停，有一次竟哭晕在爸爸的怀里，但等她一缓过气来，仲勋同志还是送心爱的女儿去了幼儿园。怎么说呢，我那时的感受，凡是做过母亲的人是能够想象到的。仲勋同志为了照顾我能安心工作和学习，我们的小女儿安安是靠吃奶粉长大的。
仲勋同志一贯支持我的工作和学习，从不要求我牺牲个人来专职照顾家庭。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儿一个取名为近平、一个取名为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由父亲仲勋照顾。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仲勋便风趣而又豪迈地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而且是个好丈夫。”也许是与解放前我一直在农村做基层工作，解放后又先后在农村、马列学院学习，在中央党校工作离家又远，和家人在一起活动时候特少有关系，以至于有人误以为仲勋同志对我不关心，不像其他人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但是，作为妻子的我，心里十分理解丈夫的良苦用心，他这是鼓励我自强自重，希望我能成为对党的事业有用的人。所以，无论别人怎么想，我心里是有数的，我觉得一个丈夫能做到如此，是需要有博大胸怀的。早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春，胡宗南蒋匪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面对10倍于自己、且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在彭德怀同志和仲勋同志的指挥下，正确地运用了毛泽东所制定的“蘑菇战术”，在取得了延安保卫战的胜利后，又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陕北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奠定了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基础。安塞真武洞召开祝捷大会时，我正在绥德工作，进行备战，因承担了临时任务，才回到西北局机关，5月14日正赶上西北野战军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5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组织上为了能让我和仲勋见个面，也让我参加了以西北局副书记马明芳为首的慰问团去了安塞，同去的还有马明芳的夫人马淑良。当仲勋同志惊讶地见到我时，他非常生气，当着众人严厉地批评我说：“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我为之一怔，但马上意识到自己实在不应该来这里，影响太不好了。随后，他还对我说：“如果战争十年，我宁可十年不见你。”此时，我不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批评，而且为有这样的一位严于律己的丈夫而暗暗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