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去——接触马克思主义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一九一八年六月毛主席在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
在那时候有鼓吹留法勤工俭学的印刷物到了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法国留学过的吴老(玉章)同志和蔡元培先生[蔡元培(1866-1940)，浙江绍兴人，清末翰林、留学德国。中国现代著名的民主主义的教育家。1904年冬，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于上海。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倡导学术思想自由，聘请李大钊等进步人士讲学。对于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很有关系。1927年一度支持蒋介石反共，但后来又因为反对蒋介石对革命的屠杀政策，于1930年与宋庆龄、鲁迅诸先生组织“民权保障大同盟”；“九一八”事变后，一贯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内团结，共御外侮”的政治主张。]等发起的。他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政府从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去法国做工，认为青年学生们也可以去法国半工半读，于是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
一方面，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另一方面，当时湖南(以及全中国)一般愿意上进的青年，在中等学校毕业之后，就都因无力升学而觉得苦闷，听到了勤工俭学的办法，认为是解决继续求学和找出路的好机会。“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尤其是那时许多青年所向往的事。毛主席与蔡和森同志等在湖南大力发动、组织大批青年，先北上保定或北京预备法文，然后坐法国邮船的所谓四等仓(实即货仓)从上海放洋去法国。
这个运动，当时在另种意义上，促进了湖南与北方新文化运动的联系。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又一结果，是后来从这些学生与工人中间产生了一批中国人民革命的干部，共产主义运动的战士。
毛泽东同志帮助青年们实现这个留法勤工俭学的计划，但自己不出国。他觉得，中国有许多事物需要调查和研究，需要做，中国正处在伟大的动乱中，自己不能离开这个战斗的环境。
九月间毛主席到了北京，过着穷苦的公寓生活。杨昌济先生那时在北京大学作教授，毛泽东同志和第一师范的几个旧同学，仍经常去请教。杨先生介绍毛主席去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一个小职员，登记来馆看书报者的姓名，也是他的职务，每月薪金八元。他不计较地位与金钱，能够糊口就得了；在图书馆里能得到自己读书的机会，他很高兴。
北大图书馆的馆长是李大钊同志。他是北大的教授，优秀的进步的学者，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到中国来的最早的介绍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在北方的领导者。他在担任图书馆馆长的时候，搜集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他自己除讲学外，就住在图书馆里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同学们常到图书馆来向他请教，他总是热心指导，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给学生看，并且告诉他们阅读的方法。由于同在图书馆工作的关系，毛主席更是便于经常请教。他的抱负、理想和才干，得到李大钊同志的尊重，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的领袖。这年十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赞扬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社会上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毛主席在北京一面在图书馆工作，一面继续自修。他还是又学又问，除读书外，常去拜访当时的一些名流学者。北京大学那时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领导的作用，大学里进步的学术团体也多。毛主席在工作余暇时常到北大去旁听，并且加入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
在北京。毛主席吸收了许多新的知识，扩大了自己的见闻，这时他对政治与学术的兴趣更加增高了。
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传到了中国。但是，那时无政府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等在中国也颇为盛行，毛主席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加之他自己的苦心探索，努力学习，得以很快地接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回长沙——开展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运动
一九一九年初，毛主席由北京经天津、山东、浦口--南京，一段一段地借钱买票，来到了上海。在上海送别了一批放洋去法国的同学、青年之后，毛主席决定回湖南去。他经常惦念着这块土地。他是在这里生长的，是在这里求学和开始社会活动的。这里还有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有会务需要发展。他要回到故乡去，结合同志，继续研究学问；团结人民，和压迫者作斗争。
三月里毛主席从上海回到了长沙。在这里他除继续组织、团结青年外，并和一般对张敬尧统治表示不满的教育界和新闻界的人士，广泛联系。
新民学会的组织现在发展到了长沙以及湖南各地许多学校，会员有学生，有个别中小学教员。他们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形成了一种社会活动的核心力量。
为了维持生活，毛泽东同志在修业小学每周教几个钟头的历史课，但月薪不到十元。
这时候，一个狂风暴雨似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在全中国展开了。
这是一个爱国的运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同时又是反对国内封建主义的运动。它反对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宣传科学的、民主的新文化。
这是一个民主主义的运动，但这个民主主义“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0页。]。它在这时候进了一大步，增加了新的内容。在这时期，“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同上书，第545页。]。这个民主主义已经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这个运动的爆发点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爱国大示威游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