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头看见撂在屋里的小包，叫道：
“慢着慢着，忘下东西了。”
“娃莫栽。”
我打开小包一看，却是一盒糕点。明明是一件礼物。我忽然想起她的对着账簿坐到半夜的老父亲，我的眼眶湿了。
以后有两天没有看见“娃莫栽”。我第一课教的是江西省，我把江西的轮廓画了几十遍，越画越像一个少女的头部剪影。
自己也弄不清是什么道理。
第三天早上我到学校里去，看见学生们三五成群，在操场上走来走去，好像一个市集。我走进教员休息室，看见同事们都一声不响地呆坐着。我的朋友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昨天下午，台北爆发了一个惊人的事件。人民反抗蒋政府的统治，包围了行政公署。罢工、罢市、罢课，今天连火车都不通了，恐怕全省都要响应了。——这就是有名的“二二八”起义。
上班钟响了，没有一个学生往教室里走，却在操场上排成队伍。一个大个子的学生上台喊口令，一个女学生向大家交代什么事情。不料这就是“娃莫栽”……我着了魔似的，从玻璃窗里看着学生们唱起进行曲，喊着口号，打上旗帜，齐步走出学校。刹那间，我的中学时代涌到眼前：高喊着抗日救亡，罢课，游行……当年的生活多么爽朗，生龙活虎。现在我却这样孤独，软弱，好像一条灰不溜秋的耗子。我的心头擂鼓一般跳动，我的眼泪涌出了眼眶。
我接到校方的通知，说是言语不通，可能引起误会，不要离开学校一步。我推磨似的在屋里团团转了一天。晚上，七八个学生推开我的房门，问我有手枪没有？有子弹没有？有别的武器没有？“娃莫栽”跟在大家的后面，站在角落里，眼睛盯着地面，仿佛我们从不相识。有一个学生解释说，恐怕引起误会，武器还是交给他们保管的好。我看得出来，这是变着法子搜集军火。听说话，他们仿佛把我归到敌人那一边去了。我无话可说。“娃莫栽”第一个走出屋子，学生们都跟着走了。
可是有一个问题，好像钉子钉到我脑子里去了。他们要手枪干什么呢？难道这是用枪的时候吗？嗐，没有一点学生运动的经验！不知道三五支枪，反倒会坏事的呀！“娃莫栽”，你怎么不问问我呀！我坐下站起，站起坐下。最后不管三七二十一，跌跌撞撞摸到学校里，看见有个教室灯明火亮。我闯了进去，没错，这种景象我熟识得很。课桌都已拼凑到一起，铺开纸笔，有的在写标语，有的在画漫画。我故意不看“娃莫栽”，不看任何人，不管四面八方尖刀似的疑问的眼光。
我大声说明自己也当过学生，参加过学生运动。我有一点点经验，愿意贡献我的力量。说话之间，我的眼角觉察到“娃莫栽”跟几个学生咬耳朵。等我说完话，立刻受到学生们爽朗的欢迎。不知怎么的，“娃莫栽”已经站在我的面前，把我按到椅子上。听不清楚她说些什么，只见她笑着，笑着。就是这种场合，她的笑也带着静静的味道。
当晚，我们决定派出两组代表。一组到台北联系，一组去台中。“娃莫栽”是到台中去的一个。天蒙蒙亮时，他们上汽车走了。
我的青春回来了。虽说经过了特别寒冷的冬天，可是当大地醒过来时，冬天的冰雪也变成了泥土的营养了呀。我自信比学生们还要壮健。可惜，可惜我们还没有站定脚步，街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大兵们随时随地可以实弹射击。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娃莫栽”还没有回来，一点消息也没有。学校里禁止我外出，就是不禁止我也无路可走。我把牙膏牙刷，换洗衣服，收拾在一个小提包里，准备随时被捕。有回我打开收音机，忽然听见一个女孩子的叫喊，虽说焦急万分，可还是咬字分明：
“……青年们，工人们，赶快到台中车站去，我们的人被包围了。学生会，学生会，赶快带领队伍，用一切交通工具，支援台中车站……”
卡擦一声，收音机不响了。无论怎么扭怎么摇，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当天下午，有两个打手请我到校长室谈话，其实却把我架上了汽车。当晚，我被抛进了一个秘密监狱。
这个监狱本来是几个连串的钢骨水泥的大厅。现在厅子和厅子之间，安上铁栅栏。每个大厅里，安上三排木头笼子。
每个笼子都是两面板壁，两面碗口粗的木头栅栏。人关在里面，活像动物关在动物园里。
有天早上，我和一个难友抬着尿桶上厕所去。经过中央的小厅，那是特务们办事的地方。那厅里有一面穿衣镜，只要门开着，我总要顺便照一照的。那天我看见一个衣衫破旧的女孩子，站在镜子前面梳头发。脚下撂着一个小包。这女孩子不慌不忙地梳着，好像在自己家里。这女孩子忽然往边上挪动一步。啊，镜子里照出了我，还有一个“娃莫栽”。她在镜子里静静一笑。厅里有个人咕噜一声，我抬着尿桶走了，但听见“娃莫栽”提高嗓子和人说话：
“是啊，我一点事情也没有，也送到这里来了。”
镜子里的形象，叫我久久不能忘记。我头发蓬松，脸色青白，潦倒得不像人样。可是我旁边梳着头发的“娃莫栽”，她那样安静，笑得那么平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