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敬常开始不敢相信，当他确认是事实，便立刻起身。一个五大三粗的种田汉子，如今竟形同枯槁。刘少奇一见到成敬常吃了一惊，说：“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病成了这个样子！”
成敬常说：“报告刘主席，我得了水肿病。脚肿了，走不动路。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的脚上穿靴了，只怕要‘少陪’了！”（“少陪”就是当地的俗语：即告别人世）
刘少奇看了看成敬常浮肿的双脚，说：“不要那样悲观，水肿病能够治好！”
王光美给他泡来一杯白糖开水，他当场喝下去，就觉得身子轻松了一些。
因为是老朋友，刘少奇既安慰又责备他，说：“1953年我把你们请到北京来，要你们经常给我写信。可是，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你们的信了。你们的生活这样困难，为什么不及时把情况告诉我呢?”成敬常忙说：“我们一直坚持给您写信呀！”
1953年从北京观光回来后，成敬常前前后后给刘少奇写过9封信。他一一陈述了一遍，又说：“刘主席，我确实写了，不会说假的！”
刘少奇的眉头拧紧了，说：“昨天，王升平也说写过好多信……”他问一旁的王光美：“成敬常同志的这几封信，你见到过没有！”
王光美是国家主席办公室的工作干部，兼管日常信件的处理。她思索了一会，肯定地说：“没有。对于家乡的来信，我通常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没有见过成敬常同志这些内容的信件。”
丢失一两封信也还罢了。成敬常和王升平两人共写了十多封信啊！难道都丢失了?《宪法》写得明白：公民的通信自由受法律保护。堂堂的国家主席，未必他的通信自由也受到限制？
刘少奇震怒了！他当即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请他们查一查，为什么在他的家乡，群众寄给他的信件都收不到！
湖南省公安厅立即派出一位副厅长，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据当地邮电所反映，成敬常和王升平二位给刘少奇的信件，是公社书记和一位县里下来挂职的大队长拿走了。李强找他们谈话，他们却不承认从邮电所拿走信件的事，同时还矢口否认追问过王升平为“屁大的事”向上写信。这些基层干部分明是耍赖了！
后来，调查组在县邮电局查阅会议纪录，发现扣压群众信件并非偶然现象。那天吃午饭的时候，刘少奇心情很不好。他说，我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在天华想了解一点真实情况，找人谈谈话，就有人出来责难，谩骂。在家乡，想同普通群众和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这说得过去吗？
5月8日，他与炭子冲的干部群众座谈，那个追问过王升平、邮电所指证扣压过信件的公社书记也在座。刘少奇敲了他一下，说：“以前我和王升平、成敬常通信。今后我还想和他们常通信。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好不好？和我通信并不是要捣公社、大队的蛋，我是想帮你们的忙。我这个人也可能犯错误，帮个倒忙，那我再向你们承认错误，作检讨！”
坐在一旁的成敬常觉得过意不去，说：“刘主席，弄了半天，原来是有人扣压了我们的信，既是这样，以后我们不写信了，有什么意见，到北京来，当面向您报告！”
刘少奇当即表态：“为了大家的事情，以后你们可以到北京来找我。你和黄端生已经到过北京。今后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当面向我反映情况，可以随时来嘛，住房吃饭我出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