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情常常出人意外。刘少奇在家乡遴选几位农民“秘书”，乡农会研究名单的时候，头一个考虑的就是他！虽然还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去北京与刘少奇见面，但互相通信是肯定能做到的。成敬常小时候在父亲的指导下，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粗通文墨，写信是不成问题的。想到可以与国家主席建立经常的通信联系，这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那些天，成敬常—直沉浸在激动之中。
1953年9月下旬，忽然接到刘少奇发来的邀请电报，欢迎成敬常等四位农民“秘书”去北京相聚面谈，这消息在乡间一下子引起了轰动。人们把这件事看作是一项殊荣。亲戚朋友纷纷向成敬常表示祝贺，进京前，成敬常不准备做新衣服，也没有筹划礼物。既然刘少奇把他们作为农民“秘书”，他就尽可能多把农民群众的意见带上去;他没有当过干部，但也懂得找人座谈，个别了解;他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
9月15日，成敬常一行抵达北京。没有约定，却是一样的打扮：光头，青布裤子，白土布对襟上衣，长条布纽扣，家制黑色布鞋。只是都把竹烟杆丢了，换上了一种价格便宜的香烟。
他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但一点也不胆怯。宁乡曾有人去过北京，都是住在翠明庄的一个招待所。成敬常一行寻到那家招待所，这里却不对外营业。须持有关部门的介绍信，方可以在此住宿。成敬常觉得挺新鲜，有意开点玩笑，问：“我们请刘少奇来介绍，能不能住？”
刚解放的时候，老区常有人带着红枣核桃来北京，有前来拜会老战友的，也有老房东来看首长的。别看这些人其貌不扬，说不定他们也许与某位中央领导同志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接待人员自然不敢随意怠慢。问：“你们几位，真的没有带介绍信?”
“没带介绍信，只有一封电报！”说着，成敬常从袋兜里抠出刘少奇发来的电报，接待人员即刻把他们迎进屋内，安排他们住下，两人合住一间。两间房紧挨着，彼此联系也很方便。
刚刚洗漱完毕，就有一个工作人员来通报说：少奇同志请他们现在就去中南海。成敬常心里嘣嘣跳，原以为见中央领导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现在却变成了现实，他能不激动么？
车子七拐八弯，来到中南海一幢房子跟前，房子年代己久，青瓦灰墙，一点也不气派。分明是一幢普通民居，与想象中的中央领导人的官邸相差甚远。
刚下车，他们就看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门口迎接，跟他们一一握手。成敬常跟刘少奇握手的时候心里激动，老半天才生硬地喊道：“九伯，您好！”
刘少奇笑了起来，说：“你是成敬常嘛，我在家时，看你这么高……”刘少奇比划着，“那时，你叫我九叔嘛！不过在这里大家都叫我少奇或少奇同志，你们还按这里的称呼吧，那样不显生疏！”
大家不再拘谨，刘少奇把客人请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陈设也很简单。西墙有四个大窗户，北墙和东墙有几只书柜和文件柜。屋里一对沙发，一把藤椅。客人多了，工作人员临时搬来两把靠椅。宾主落座后，刘少奇敬烟，王光美泡茶，一如农家待客。
叙谈是从乡间的人和事开始的。刘少奇记得许多老朋友，问他们家境如何，身体好不好。也记得一位叫黄四木匠的手艺人，他打的家什做工精细，经久耐用。还谈到柘木冲朱赞庭老先生的儿媳朱五阿婆。说她年轻时帮助朱老先生料理学生生活，很有同情心，学生受了处罚，她总是设法去安慰。得知朱五阿婆仍健在，刘少奇说：“她现在该有七十好几了，你们回去，代我向她问好！”
谈话无拘无束。刘少奇接着又问起家乡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会治安……成敬常说：“土改后，贫雇农分了田，生产积极性都很高。但因家底子薄，耕牛农具不足，影响了生产的发展。我这里带来一个材料，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跟村小学王老师商量整理的，请刘主席过目！”
刘少奇接过那份材料，仔细看了一遍，说：“成敬常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在中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了解下情。这次请你们四位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经常保持通信关系。比如说，你们一年给我写两封信，反映一下乡里的情况，应该不难吧！”
齐海湘、黄端生不识字，不会写。成敬常便自告奋勇说：“我肚里书不多，但写封信还可以马马虎虎对付。刘主席又不是要我们写大块文章，主要是讲我们乡里农民自己的事。你们几个负责收集信息、了解情况。信，由我来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