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又特别嘱咐大家：“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能说假话。说错了不要紧，我不会责怪你们，更不会打棍子。你们能不能够做到？”四人齐声回答：“能够做到。”
刘少奇笑了，说：“能够做到就好，这就是我请你们来北京的主要目的，大家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可以多参观一些地方，开开眼界。过几天有空了，再请大家吃一顿便饭！”
告辞时，刘少奇把大家送出门。晚上，四个人很兴奋，大家七嘴八舌在房子里神聊了一通宵。10月1日，是建国四周年国庆节。作为刘少奇家乡的农民代表，他们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每人一个印制精美的观礼出席证。许多年之后，成敬常仍然记得，9月30日晚上他们通宵未睡，坐在床上等天亮，等待那幸福时刻的到来！
第二天，他们在天安门东观礼台就坐。
庆典开始了，天安门前一片欢歌笑语，一片红旗的海洋。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心潮澎湃。这几个来自湖南宁乡山旮旯里的光头，白褂，青裤子的种田汉子，他们骤然升起一股激越的感情：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成敬常一行在北京参观了一些大工厂和名胜古迹，饱览了首都风光。回到乡间后，就忠实履行农民“秘书”的职责。
“秘书”犯了错，刘少奇实事求是的既给予批评教育，又积极引导
农会主席王升平虽然不在刘少奇特邀的4位农民“秘书”之列，但他从土改当积极分子起，当过民兵队长、乡农会主席，三年多了，心里时常想着一件事，就是如何使农民尽快致富。村里就那么些田，人口却在不断增加。生产底子薄，农具、肥料都很困难，产量很难上去。土改了，农民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生活仍很贫困，就算不得是真正的翻身。门路也是有的，离此不远的双狮岭，地下有煤炭，挖下去几米深，就可以挖到煤。如果乡里组织一点人力，开发这个项目，赚些钱来发展生产，改善大家的生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吗?于是他就想写一封信，要成敬常、黄端生4位“秘书”直接面呈给少奇同志。假若得到少奇同志的支持，贫穷落后的花明楼，就可以逐步致富了！
王升平只读过半年书，要给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写信，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比开几亩荒地还要费劲。说来也奇怪，这一次拿起笔，心里话就像水一样哗哗流出来。字写得歪歪斜斜，还有不少错别字，却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信写好了，他又有些犹豫。这个样子寄出去，少奇同志会不会笑话他呢？他拿着信去与乡支书邓子卿商量。邓子卿说，少奇同志晓得我们是泥腿子，不会责怪我们字写得不好，我们真心实意反映农村情况，少奇同志会感到高兴的。邓子卿也没有多少文化，但他赞成王升平的意见，便在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算是乡支书和乡农会主席联署的信件。
第二天，成敬常一行4人去北京，王升平把信托给成敬常，请他亲手交给刘少奇。
成敬常在北京整整住了一个月，返家的当天下午，就兴冲冲地来找王升平，他来不及讲北京的种种见闻，就拿出一封信来说：“升平，少奇同志给你来信啦！”
长条大信封，上面写着邓子卿、王升平两人的名字。拆开来看，果然是刘少奇的亲笔信。毛笔字，刚劲有力，整整三页纸。那会儿王升平正在田里收割黄豆，在附近干活的人听说是刘少奇写来了信，纷纷围了上来。有些字王升平不认识，大家一凑，信上的字就认全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封信被造反派撕得粉碎，但这封信的字字句句早已刻在了王升平的心里。以至他年过60岁之后，还能一字不差地把那封信背诵出来：
邓子卿、王升平同志：
你们的来信以及很多朋友的来信，我都收到了，使我了解乡间很多情况。谢谢你们及很多来信的朋友。对于我们乡间的发展情形，我是有兴趣的，关心的，望你们经常来信，例如每年有一次或两次来信，告诉我乡间的各种情况，对我是很有用的。但请你们告诉我真实情形，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并且最好能说具体些，说明事情的发展经过，而不要有任何的夸大或隐瞒，这须请你们注意。齐海湘同志带来很多朋友的信，我不能一一作复，请你们代为致意。并请你们转告各位朋友，在以后再不要向我写致敬一类的信，因为这并无好处。此外，关于乡间问题，仍须向县、区、乡政府请示处理。所有要求处理问题的信，已转县政府酌情办理，双狮峰煤矿问题，则转省政府酌办。
致以 敬礼！
刘少奇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