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刘少奇有两个在乡的亲属，平时不好好劳动，时常讲怪话，发牢骚。村里批评他们，他们以刘少奇的亲属自居，跟村干部顶牛。尤其是他们去过一次北京后，说刘少奇给了他们一个什么奖，回来更是盛气凌人。村里感到难办，王升平便又写了第二封信，讲了农村的一些情况后，还提到他那两位亲属的问题。回信很快就到了，刘少奇在信中说：“你的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情况。关于刘、齐二位来北京，事先我不知道，他们再三要求。我给了30元路费，并没有得什么奖，我已要他们到乡政府承认错误，再不要吹嘘，也不要来北京，要努力搞好生产。”
刘少奇不徇私情，王升平非常佩服。
自此后，他也就成了刘少奇的农民“秘书”，常常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写信寄去。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挨家挨户收铁锅，拆房子……他想不通，一连给刘少奇寄去几封信，但再也得不到回音，后来才真相大白，他的信件是被人扣压了。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王升平一边给刘少奇写信，抨击农村刮“五风”，一边自己又加入刮“五风”的行列。在安湖塘下的良田中挖鱼池，在花明楼的坡上挖树平山砌凉亭，都是王升平让乡亲们干的。这些馊主意遭到群众的抵制，他就扣社员的饭，罚他们的工……整个儿一个横蛮不讲理的“五风”干部！
这也是“大跃进”结下的一枚苦果。
那时候，王升平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重，完不成要挨批斗。这样，一批本来很善良正直的农村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不挨批斗，便置群众利益于不顾，干尽劳民伤财的事，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
不久，上级派来整风整社工作组，群众对王升平的意见很大，公社宣布撤销他的大队支部书记的职务，并要求他向群众作个像样的检讨。王升平对此很不理解，觉得受了委屈，满腹牢骚。上级越是批评他，他越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既不检讨，也不去队里干活，每天提着一只竹篓子，去水塘里捉黄鳝。
这天，吃过早饭，王升平又提着篓子来到塘边，忽然有公社的干部领着一位穿着公安制服的人来找他。惊动了公安部门，难道还要抓去坐牢？王升平心里咚咚直跳，但他口气却挺硬，说：“我已经削职为民了，哪里也不去！”带路的公社干部首先开了腔，告诉他说，是刘少奇主席回来了，要找他谈话。他打了个愣，丢掉竹篓，一路小跑往炭子冲走去。
刘少奇从屋里迎了出来，说：“你就是王升平吧！”
王升平和刘少奇只通过信，却没见过面。但他见过刘少奇的彩色画像，一眼就认出来了。可是刘少奇怎么认识他呢？他向刘少奇深深一鞠躬，说：“刘主席，是您老人家回来了，您好！”
“好，好。你也好吧！”刘少奇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来。王升平系个破围腰，手上满是泥水，不好意思伸过去。刘少奇却哈哈笑着，紧紧握住他的手。他们手拉手进了屋，王升平的拘谨一扫而光。
谈话随意而轻松。刘少奇问他多大年纪，读过几年书，都做过些什么事，王升平说：“在娘肚子里就跟着讨米，8岁时读过半年书。家里穷，念不起书，十二三岁去煤窝里背煤！”
“出身很苦哇。你父亲叫什么名字?”王升平说：“我父亲叫王春华，做过36年长工。”
刘少奇沉思片刻，说：“噢，王春华，住首子冲。是个本分人，我还记得！”他接着又问：“听说你犯了错误，是怎么回事?”
王升平耷拉着脑袋说：“没有听党的话，没有听毛主席的话！”
刘少奇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有听群众的话。你把安湖塘下面的好田改成鱼池，搞那么大，费那么多工，也不养鱼。山上本来长满了树木，你砍了树木开茶园，你跟群众商量过没有？脱离了群众，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
王升平的脸涨得通红。刘少奇说：“当然责任不全在你，但你也不能推得干干净净，我看你头脑也有些发热！”王升平喃喃地说：“刘主席，我有错！”
刘少奇严肃地说：“有错误就检讨，就改。现在大队临时医院住着不少奄奄一息的水肿病人，据了解，队里还有不少因饥饿而死亡的人……一想起他们，我心里就难过，一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你作为这里的大队支书，难道不应该把自己也摆进去?”他起身踱了几步，叹息一声，又说：“听说你每天提着个竹篓子去捉黄鳝，这算怎么一回事啊！”
王升平恨不得给自己掌嘴。他痛心地说：“刘主席，我下决心改，向全大队群众作检讨！”
刘少奇严肃地说：“我们有过失，使群众遭了罪，不检讨，行吗？当然 ，检讨了，群众谅解了，你还可以出来工作。前提是必须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话题转向公共食堂。刘少奇说：“王升平，你实事求是说说看，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
王升平支支吾吾：“刘主席，有些话，我不好讲！”刘少奇说：“不要有顾虑，白的就说白，黑的就说黑，把你请来，就是要你讲真心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