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调查研究，经常与群众面对面交谈，才能正确对待新生事物／针对争论，邓小平指出：“允许实践，错了改。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改革也要靠这个。”
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一直是我非常重视并经常运用的工作方法。
在任期间，我跑遍了全省每一个市、县、区，深入工厂、农村和科研单位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写出了不少调查报告，如发展山区经济、海洋渔业、食品工业，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方面的报告，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并批转全国各地，或者发表在《人民日报》和《经济问题研究》、《农村工作通讯》、《党建研究》等刊物上。
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开会，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突然问我：“铁瑛同志，你在省里是不是有一个写作班子？”
“没有啊！”我有点奇怪，“为什么这样问？”
“我看你年年有文章发表嘛！”
原来是这样。我如实回答说：“宋部长，这些调查报告都是我每年带着秘书下基层调查，然后分析研究后写出来的，没有专门写作班子。”
后来，秘书帮我统计过，自我到浙江工作后，全省每个县市都去调查过，而且最少也是三遍。这是过去历届省委书记都没达到过的纪录。因为常到各地调查研究，和群众面对面交谈，所以在许多新生事物出来后，我都能及时了解，认真研究。只要是对人民生活有好处，我总是举双手欢迎，而不会站在对立面。
改革开放初期，我有一次去江苏江阴华西大队学习、考察，那时的党支部书记吴仁宝亲口对我说：“铁书记，‘文革’期间，无论是国家领导人来视察，还是全国各地来我这儿取经，我只讲发展集体农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其实我一直留了一手不敢讲，那就是我们有个牛皮纸袋厂。这些年来，大队主要靠着这个厂积累资金，按时买进化肥农药……光靠种田，只能糊个嘴呀！”这番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之后，省委大力支持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使浙江省那几年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以每年１６％以上的速度递增，发展速度位居全国前列。
再就是一直支持温州改革之路。
改革开放后，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温州人民开始一往无前地闯进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千家万户兴办家庭企业，创办起数以百计的专业市场。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２日，《解放日报》首次提出“温州模式”概念，引起了全国强烈反响。
对温州商品经济发展的格局，人们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和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温州模式”到底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有人说：“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温州区域是“资本主义特区”。一位北京来的领导到温州转了几天，断言说：除了市委、市政府大门上的国徽是社会主义的，其他都不是社会主义的。而在这一问题上，浙江省委也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听到从北京传来的一些领导的批评时，难免有思想压力。
为此，我走遍了温州的市、县和农村，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国力有限，国家在温州投入的工业基本建设的项目少，而资金更少，发展也不可能快。如果温州人不自力更生，都向政府要工作、要收入，国家能包得起吗？
１９８４年，邓小平亲临深圳视察，极大地鼓励了特区建设者的信心。在一次讲话中，他说：“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我在广东听说，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是资本主义，怪得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依我看，社会主义应有这样的胸怀，能把世界上一切文明的东西，好东西都拿过来为我所用。我们已经耽误了太多时间，我们不宜拖延，不能拖延，拖不得。再耽误不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我们划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特区，中央不给钱，只给政策，要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来。”“不搞争论是我一大发明。允许实践，错了改。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改革也要靠这个。”
１９８４年５月，温州被国务院列为１４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１９８７年９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温州为全国１３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然而，对“温州模式”，全国的争论依然十分激烈，浙江省委一班人的意见也很难统一。一次，当时的国务院总理陪同外宾到杭州，我坦率地向他汇报了自己对温州的看法，同时摆出了中央和省委对温州都有不同看法的实际情况。我向他提议：请中央派一个工作组，由经济学专家领队，当然要选一位不怕压力、敢讲真话的经济学家，对温州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研究，拿出一个比较中肯、有说服力的报告，说服中央和地方上的不同看法。
不久，中央就派了经济专家马凯同志。他带工作组到温州调查研究了近半个月，写出了调查报告。报告既如实反映了在温州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区域环境中，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同时也实事求是地肯定温州国有经济比重虽下降，但其发展速度仍与全国、全省保持同步。结论是：温州经济发展７０％是社会主义的、是好的，３０％不好的有待纠正，从而肯定了温州经济发展道路是正确的，是符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但是，这次调查后，对“温州模式”的争议并未就此结束，直到１９９２年初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发表，以及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人们才逐渐统一思想认识，温州改革姓“社”姓“资”的争论才画上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