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读报，偶尔读到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原主任，现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所填的《自在人》一词，忍不住拍手叫好。词曰：“胸中有海，眼底无碍，呼吸宇宙通天脉。伴春来，润花开，只为山河添新彩。试问安能常自在？名，也身外；利，也身外。”顿时，改革开放初期在事关“温州模式”争论问题上，我与马凯同志接触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此时，电话突然响了，是在南京军区当作家的女儿竹伟打来的。她说今年（２００８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请爸爸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文革”结束后，“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到各省当领导的部队干部全都返回部队了，为什么全国唯独你一个被中央任命为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第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为什么没有绝对服从“两个凡是”，而是选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不少部队离休老干部熬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却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步步想不通，常常一边吃肉一边骂娘，为什么你却能完全接受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的观点，对“温州模式”一直采取支持的态度？
我笑道：怎么我刚想到什么，你就问到什么呢？！
从舟嵊要塞区军政治委员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周总理紧紧握住我的手，大声称赞道：“铁瑛同志，你真痛快！”
人的一生中，有些日子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我，在当天晚上接到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紧急电话，要求尽快赶往北京开会。第二天赶到北京后，我便直奔西山。
会议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主持。当会上宣布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时，全场掌声雷动，足足有三分钟。我也是喜出望外，眼含热泪，手掌都拍疼了。
不过，当听华国锋主席布置回去怎么传达、怎么批判，提到还要继续批判邓小平时，气氛就没那么热烈了。怎么还要继续批邓呢？我不禁锁起了眉头，讲真话的习惯又让我憋不住了。当会议开始征求意见时，我霍地站起身，大声提出一个请求：“华主席，粉碎‘四人帮’我坚决拥护，但我认为揭批‘四人帮’和批邓是两个正反面，我希望停止批邓，专一揭批‘四人帮’。”
“对，我赞成铁瑛同志的意见！”坐在旁边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立即表态支持我的观点。
华国锋主席平静地说：“这慢慢地会转过来。”
散会时，有同志向我伸出大拇指，也有人不知是表扬还是批评地说：老铁，你怎么还是当兵的作风？是啊，虽然转到地方工作四年多了，但还是当年的脾气。
１９７２年３月底的一天，时任舟嵊要塞区军政委的我，正在外海花鸟岛上检查部队战备工作。半夜时分，秘书报告说：刚接到中央紧急通知，要你明天赶到北京。
第二天上午９点钟，飞机从宁波起飞，同机的还有东海舰队司令员马龙。因为北京天气不好，飞机只得降落南京。在那里，许世友司令员很严肃地向我俩介绍了情况：为解决浙江问题，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开了一周了，没有什么进展。他最后说：“你们两个去，有什么就讲，不用怕。要不行就找总理去，不用理那些‘戴眼镜，夹皮包，打起仗来一团糟’的人。”我和马龙闻听会意地笑了：许司令员指的是张春桥、王洪文。
我像往日领命出征一样，只想着一定要完成许司令员交代的任务，有什么讲什么，压根没想过自己人生会有什么转折。
我俩于３月３１日晚赶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委托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会议。
周总理一宣布开会内容，我便举手发言，一口气讲了近一个小时。马龙也讲了一二十分钟。我俩联系浙江的实际，揭发了林彪及其追随者搞乱浙江、分裂军队、分裂党、破坏军民团结的一条又一条具体罪状。等我们发言完毕，已经是夜里１２点了。周总理宣布：“好，明天开小会。”
起身离开时，站在门口的周总理伸出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用力摇晃了一下，大声称赞道：“铁瑛同志，你真痛快！”接着又握着马龙的手说：“你也痛快！”
４月２６日，全体政治局委员再次接见浙江同志。这次谭启龙同志（时任福建省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宣布：“谭启龙同志、铁瑛同志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主持浙江省委工作。”
听到中央的这个决定，我感到十分意外：参加革命后，工作虽曾有过多次变动，但主要还是在部队，现在要到地方，尤其是到省一级领导岗位上，去管理３３００万人民的衣食住行，自己能行吗？
于是，我向周总理如实讲了自己的顾虑。总理看了看我说：“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吧。只要认真，可以做好的。你的工作以地方工作为主，但军队也要管。”接着再三叮嘱说：“到省委后，要抓紧安定团结，尽快恢复工农业生产，保障全省人民的生活。”
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又说：“铁瑛同志在会议期间表现很好，对解决浙江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许司令员也个别跟我说：“谭启龙是个老红军、老同志，你要好好向他学习，搞好团结。”
带着总理和许司令员的教诲、鼓励和嘱托，我于１９７２年５月１日到浙江省委任职。
省委领导工作本来就千头万绪，比起军队工作要复杂得多、辛苦得多，加上又是在“文革”期间，有“四人帮”的破坏干扰，工作起来更是不易。从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６年的四年中，浙江省委刚团结起来就被搞分裂，再次团结又被分裂；工农业生产也一样，刚有点恢复，又被搞得停工停产。尤其是１９７４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在“四人帮”直接插手下，省里派性大泛滥，我被列为“林彪线上的人”，大会小会日夜被批斗。
面对冲击，我尚能镇定；面对批斗，我也能应付；但面对浙江经济的又一次倒退，我却心如刀绞。我觉得愧对中央、周总理的信任，愧对浙江千百万父老乡亲！记得那时从北方调运地瓜干、小麦支援浙江，在一列火车上有一行白漆狂草——“给浙江懒汉吃”。鱼米之乡的浙江，在三年困难时期尚能调粮支援兄弟省市，现在竟然落到如此地步，我的心被深深地灼痛了。而最让我心痛的是：省委一班人因为“四人帮”插手而分裂，浙江形势被造反派折腾得一片混乱。那一时期，我不知道度过了多少个忧心忡忡的不眠之夜。
这样复杂的局面，我过去在部队从来没遇到过。在部队里，党委内有话说当面，哪怕拍桌子吵一架，只要达成一致，形成决议，大家会齐心协力执行；发现问题，总是第一把手抢着挑担子，绝不会诿过于下级。
后来，我横下一条心：既然我是省委书记，无论造反派追究什么错误，哪怕是省委集体研究决定的，别人推得一干二净，我也决不“翻烧饼”，决不往下面推责任。再怎么批斗，我也一肩挑，坚持保护下面的干部，否则，让执行省委决议的干部今后如何工作、如何生存？！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同年１０月，谭启龙同志被中央留在北京，直至调离浙江，省委的实际工作由我主持。我牢记使命，团结和带领省委一班人深入基层，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性，使浙江的经济逐渐开始恢复。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我正在绍兴搞调研，闻知又要批邓，心情十分压抑、苦闷。因为劳累，再加上心情郁闷，身体终于挺不住，突发的脑血栓使我在会场突然讲不出话来。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总理逝世。身体不能动弹的我，只能躺在病床上流泪。在上海、南京治疗８个月，得知毛主席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内心着急，带病赶回杭州……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迎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春天。根据中央部署，浙江省委一班人就像是上足发条的机器，不知疲倦地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工作中去。
１９７７年２月，中央任命我为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