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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政委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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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仰毛主席,但更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的讲话干脆利落:“我就讲一句话,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现在年轻人的眼中,我们这些老一代,对毛主席有感情是“个人崇拜”。

  不错,凡是参加过打江山的老红军、老八路,对毛主席确实有极深厚的感情,这倒不是因为林彪的“大树特树”,而是在每一次革命关键时刻,共产国际说毛泽东错了,中央有人说毛泽东错了,偏偏革命实践证明毛泽东是对的。一次、两次、三次,党内许多领导同志不免就形成了思维定势:凡是毛主席决定的就是对的,有时自己不理解,可能是因为看得不如毛主席远。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绝大多数干部不理解也继续紧跟的主要原因。但到了1971年后,尤其是“批林批孔”运动之后,严酷的现实让许多同志有了自己的看法。我就常常自问:毛主席已经年近八旬,他老人家对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还能否了解全面?

  1975年1月,我受省委委托去金华地区收缴武器,经过艰苦工作,收缴了三四百支枪,武斗总算被制止。可当我被召回杭州开会的第二天,金华地区又响起了枪声。我深感痛心和困惑:党的领导如此缺乏权威和软弱无力,即使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也不曾有过。

  1975年2月8日,毛主席到杭州治眼睛,谭启龙同志和我到专列上去迎接他。老人家握着我的手,第一句话便问:“你们不是挨打了吗?”我心里很惊讶:几天前才发生的事,毛主席也知道了?见谭启龙同志没吭声,我回答说:主要是我们工作没做好。

  几天前,省委在杭州饭店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精神。造反派冲进会场,要把谭启龙和我抓走,警卫部队赶来才从造反派手中把我们夺过来,但杭州饭店被造反派占领,会议只能易地召开。

  落座后,毛主席面带微笑问我:“铁瑛同志,你是哪里人哪?”“河南人,南乐县的。”虽然是第一次与毛主席面对面谈话,我心里并不紧张。主席接着问:“在哪里读书的?”我回答:“在保定二师。”

  “噢,保定二师。那是个好学校,好学校。”毛主席明显带着赞赏的口吻说,“谈谈省里情况吧!”

  当着主席的面不讲更待何时?我立即抓住重点,汇报了省里的情况:“批林批孔”,批唯生产力论,许多工厂停工;农村受武斗影响,江南鱼米之乡都吃北方省运来的地瓜干、玉米面……前后谈了20多分钟,毛主席表情凝重,吸着烟,只是听着、思索着。

  毛主席在杭州两个多月,省委分工由我负责毛主席在杭州期间的警卫和安全工作。我白天去省委开会、工作,晚上便住进汪庄六号楼。毛主席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经常找我去汇报省里的情况。

  是如实汇报“批林批孔”运动遗留下来的成堆问题,还是追随当时的政治气候报喜不报忧?我没有犹豫,毅然选择了前者。我坚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主席,绝不会看轻中国黎民百姓的温饱冷暖的。我如实把省里存在的令人担心的问题一一向主席汇报。

  很快,汪东兴同志对我说:毛主席表扬你了,你比××好,并作出了果断决定。当着我的面,汪东兴同志拨通了王洪文办公室的电话,通知王洪文:毛主席批准浙江调动一个团,把造反派从被占领的杭州饭店赶出去。一直无法无天的造反派头头,嚣张气焰受挫,渴望安定团结的广大市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毛主席回北京不久,纪登奎同志受中央委派率工作组来到浙江。他对省委一班人说:这次带工作组来,小平同志亲自交代要为解决浙江派性问题、“双突”问题制定出办法和措施。

  在西泠宾馆,纪登奎同志对我和谭启龙同志说:江青,毛主席批评她了。在湖南给毛主席演《青春之歌》,毛主席鼓掌,但其他人叫主席不要鼓,因为江青说是毒草。主席说:我没看到有毒啊。张春桥写了打“土围子”,主席批他:“土围子”指许司令他们。姚文元写文章,毛主席也批评了他。王洪文到长沙去告总理状,毛主席批评他,让他们不要搞“上海帮”、“四人帮”。

  回想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四人帮”的说法。说到底,“四人帮”还是毛主席给定的名。

  在中央于1977年2月任命我为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尤其是胡耀邦同志与我谈话后,我不再想回部队的事,专心浙江省的改革开放工作。

  1978年5月11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我开始并不知道这篇文章针对“两个凡是”的背景,但从自己当六年省委书记的实践中,切实体会到这点是真理。我指示《浙江日报》于6月10日全文转载,组织省委常委连续几天学习、讨论这个问题,并达成了共识。

  9月26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浙江省委的讨论情况。这就是后来说的“浙江是第七个表态的”。

  我到北京开会,汪东兴同志曾找到我问:“你对‘两个凡是’的看法是什么?”我当即明确表示:“我们完全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按‘两个凡是’,如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如何解释大批老干部的复出?”

  1978年10月,我与陈丕显同志率中国党的工作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期间,突然接中央紧急电报:提前回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当时,受社会各种思潮影响,中央工作会议上争论很尖锐,最焦点的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到底怎么走下去?

  陈云在会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应该平反冤假错案,恢复一批老同志的职务。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云的讲话,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

  12月13日,华国锋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汪东兴也在这一天作了书面检讨。

  小平同志是在闭幕式上讲话的。他干脆利落,直插主题,三两句话就把大家的心牢牢抓住了:“我就讲一句话,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过去的问题宜粗不宜细。同志们,我们要把全党工作重点赶紧转移,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转移到以抓生产为重点上来!”话不多,却使人异常振奋。我心头的疙瘩,也得以迎刃而解。

编辑:罗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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