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浙江经济“翻两番”的汇报后，小平同志很满意：“江浙多翻一点，可以拉一拉，保证达到全国翻两番的指标。”／从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留在省里担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
１９７９年初，浙江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省委有了统一的认识，掌握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会议总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教训，讨论了如何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问题。我代表省委郑重宣布：浙江全省揭批查的群众运动已经结束，各级党委要及时地、果断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但是，人们的思想认识毕竟不能很快统一。会后有人要与我们辩论，说现在工作重点绝不能转移，“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虽然已被粉碎，但与他们有牵连的人和事尚未彻底查清，造反派的帮派体系还没有彻底查清，革命绝不能半途而废，等等。对此，我们一边要求干部加强学习，一边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强调要把工作重心转移过来的道理。事实上，直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公正、全面的评价后，人们的思想认识才真正统一起来。１９８３年春节前夕，小平同志来到杭州过春节。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第一次到杭州，也是我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以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接待他——当时我们已经将省委机构改革的计划上报中央，并已获得批准。根据计划，我与省委的大多数老同志都将退居二线，提拔一批年轻同志担任领导，只是根据中央指示尚未公布。
一辆黑色“红旗”牌小轿车缓缓停下后，小平同志从车中下来，步履平稳，满面笑容，伸出手来与我和李丰平、王芳、薛驹等同志一一握手。
小平同志已是近８０岁高龄的老人了，旅途劳顿，我们想请他先休息几天。小平同志摇摇手说：我不累，大家进屋里一块谈谈。
进了屋里，小平同志先说开了。看得出，他心情很高兴。他说：我这次在苏州，与江苏同志主要谈到２０００年是不是可以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问题。现在苏州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已接近８００美元……
接着，我开始汇报。当我讲完第一个问题——省委机构改革的情况后，小平同志说：班子如果可以再年轻一些，１１个常委中有两个５０岁以下的同志，就更好。接着，我汇报了第二个问题——浙江１９８２年的工农业生产情况。当时，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已经人均６００美元。我们分析了全省工农业发展的情况，认为到２０００年翻两番半或翻三番是可能的。
“哦，你们有信心能翻两番半到三番？”小平同志认真地问道，“你们有什么措施作保证吗？”
“有的。”我接着汇报了省委目前紧抓的五项措施，“解放思想，抓改革，抓科技和教育，抓浙江轻工业的特点和优势，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从纲到目，汇报了近两个小时。小平同志全神贯注地听着，看不出有丝毫的疲惫和倦意。
听完汇报，小平同志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你们是沿海发展比较快的一个省。你们的工作不错，我很高兴。是呀，到２０００年，江苏、浙江是应多翻一点，不然青海、甘肃这些基础落后的省可能会有困难。江浙多翻一点，可以拉一拉，保证达到全国翻两番的指标。”
看得出，对不同地区的改革，小平同志有不同的要求。就像打仗有攻坚、有打援一样，广东、福建改革的任务是搞特区，闯路子，而我们长江三角洲比较富裕的省份，则是在充分发展原有经济的基础上，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地改革、发展、提高。
事实也确实如此。改革有先有后，不可能齐头并进。回想当初浙江推广“包产到户”的情况，省委就有同志批评我犹豫了。实际情况是：省里开常委扩大会议，大部分同志不同意“包产到户”，尤其是富裕地区如杭嘉湖平原地区，包括宁波、金华地区都不同意，提出许多问题，例如：生产队的挖泥船、打稻机、拖拉机怎么分到户？群众还想不通，又怎么贯彻执行？
于是，我们从省里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改革开放不必一刀切，先从山区、从比较穷的地方开始，从南向北逐步落实“包产到户”。这样，浙江全省完成“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的任务比有的省晚了半年左右。当时，省里是陈作霖同志分管农业。他去北京开会时，代表我们省委检讨浙江的步子太慢了。
我去北京开会时，李先念同志很真切地对我说：“铁瑛同志，你们省还检讨干什么呢？你们搞得晚一点，稳一点，少走点弯路，这样好嘛！”我回杭州后，即向省委传达了李先念同志的谈话。由此也可以看出，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脚踏实地地工作，是可以得到支持和理解的。
１９８３年４月，胡耀邦总书记找我谈话：“铁瑛同志，我们一起再干一届，到时候一齐下！”从这句话里，我听出中央对我的信任。粉碎“四人帮”那年我正好６０岁，这年６７岁，这七年第一书记的工作虽然很累，但因为有了省委一班人的团结，有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群众积极性发动起来，浙江工农业生产有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五年位居全国第一。于是，我信心百倍地表示，只要组织需要，一定努力干下去。
谁知１０月去北京开会，胡耀邦同志再找我谈话时，意思却变了：“铁瑛同志，我们带头下吧。趁小平同志和我们在，领导班子新老接替搞快一点，我们当顾问，扶他们上马，再送他们一程。”
相隔只有半年时间，却一个上一个下，真是天壤之别。要说不意外，要说没想法，这是假的。而当时像我这样下来的“心潮起伏”的省委第一书记不在少数，有人去找中央领导要求换个岗位，继续工作在第一线，也有人劝我也如此去做。
我冷静思考几天后，想通了：革命不就是后浪推前浪嘛。是啊，趁中央老一辈健在，趁我们这中间一茬身体还行，让更年轻的同志上来，在领导岗位上学习领导，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后劲十足，一步一步走向更深入。
所以，虽然看到有些省委第一书记下来后又到北京各部委继续任正职，而且也确实有中央部委向我提出邀请，我都没有动心。按照中央决定，我留在省里当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继续为浙江各项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