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对我说：“我们考虑过了，你不能回部队，还在地方吧！”／注重团结，实事求是，讲究政策，浙江的工作很快有了起色
虽然服从了中央的决定，但我心底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重新返回部队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抽调部队领导干部到地方工作的情况确实有，尤其抽到外交部出任驻外使节的部队干部不在个别。“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各部委、各省市地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当政府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时，为了安定局面，才出现了“军管会”，才有了各级部队干部到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地县机关“三支两军”。有一段时间，有相当数量的部队干部被抽到地方任职。后来，随着中央和各省市地县解放干部，领导机关恢复正常，部队干部陆续返回部队。截至１９７６年，仍担任省级领导干部的军队干部，只剩下我一个。
实事求是说，我在浙江省委四年，经受冲击的力度、历经斗争的复杂，是我３０多年军旅生涯中不曾有过的，同时，获得的政治荣誉也是在部队任职时不曾有过的：我参加了党的十大，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后来又当选为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也参加了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亲耳聆听了周总理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心中刻下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伟大目标。
在许多人眼中，“四人帮”被粉碎了，一切走上正轨了，我继续当省委书记，可谓“多年媳妇熬成婆”，苦尽甘来，名正言顺。加上又是在江浙富裕地区当“父母官”，这是多少干部梦寐已求的事啊！但是，站在发展浙江的立场上想，正因为这里是鱼米之乡，要恢复和发展经济，更需要有领导地方工作经验、熟悉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内行来当省委领导。在经济战线，外行是无法长时间领导内行的。
于是，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我找到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谈了自己的想法后要求道：“现在‘四人帮’也粉碎了，部队到地方工作的同志也只剩下我一个了，我还是回部队吧，派更有经验的地方同志去浙江省委。”胡耀邦同志听后对我说：“听中央的嘛！”过了两天，他又跟我谈：“我们考虑过了，你不能回部队，还在地方吧！”
我仍然坚持：“胡部长，我主要是从工作考虑。我搞地方工作是外行，还是请有经验的老同志来担任比较合适。”“铁瑛同志，你在浙江搞得好，能团结常委一班人。只要省委一班人团结，这是能搞好揭批查、发展浙江工农业生产的最大前提。”
看胡耀邦同志态度坚决，我只好表态：“我是共产党员，服从中央决定！”
浙江有很多长期在本省工作的老同志，他们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但因为历史原因，或者因“文化大革命”中的因素，同志之间有一些隔阂。作为“班长”，我一直注意发扬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注意扬长避短，求同存异；多次号召大家要团结一致向前看，聚精会神搞建设。
１９７７年春，陈云同志来到杭州。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好！铁瑛同志，我知道，你是个年轻的将军嘛！”然后，他对我们说：对“四人帮”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处理，要有区别，要实事求是，讲究政策。
久违了的“实事求是，讲究政策”，给我启发很大。
我在省委常委会上谈了自己的收获，常委一班人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在省里清查造反派头头时，我们不以感情代替政策，不因为他们曾经批斗过我们就对他们抓住不放、完全用对待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而是先将他们调离领导岗位或单位，组织力量揭发、批判、查清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１９７７年４月，我代表省委宣布：全省绝大多数地区和单位审查对象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搞好定性处理工作已经提到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因为注意政策，浙江的揭批查运动开展得比较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