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进行组织调整，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包产到户首次在中央文件上落户
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全党对包产到户的认识每年都有变化。群众把这种变化风趣地比喻为：不准落户口——勉强同意上黑户口——批准上社会主义的户口。这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在争论中逐步排除“左”的思想干扰，不断加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尽管包产到户多遭磨难，但它在农村改革实践中仍然顽强争生存、求发展，尤其深受那些贫困落后地区群众的欢迎。安徽肥西县山南区，１９７９年有近８０％的生产队包产到户，结果小麦产量达到２０１０万斤，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增加１４３５万斤，增长幅度很大。凤阳县实行包产到户后，全县粮食总产量４．４亿斤，比上年增长４９％，人均收入１５０元，比上年增长８５％。一年“大包干”，就结束了凤阳农民身背花鼓、四处行乞的历史，创造了奇迹。类似佳话，在安徽、四川等地到处都是。
鉴于错误思想对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影响太大，１９８０年２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对中央领导班子作出调整，批准汪东兴、纪登奎等辞去领导职务，胡耀邦任总书记，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正确组织路线作保证。同时，选调万里进京，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农口工作。
当时，中央农口的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反对包产到户，而且态度坚决。在有些省、地、县、公社领导中，同样有路线、方向之争，说包产到户“看产量喜人，看路线愁人”。有人不满地说：“难道集体不如单干？集体化、公社化就不灵了？”“难道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白干了？”
对于这些情况，邓小平十分清楚。１９８０年５月３１日，他再次发表重要谈话说：“农村改革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还是生产队。”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从各地的具体条件和群众的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这一期间，陈云也热情支持包产到户。他高兴地对万里说：“我完全赞成在农村政策方面的那些做法。”
８月底，国务院领导班子再次调整。万里担任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不久，中央决定在内部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总结教训，清除农村工作“左”倾思想的影响。
９月１４日至２２日，刚刚调整的中央领导班子在北京召开了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题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此时，尽管人们对包产到户认识还有分歧，但阻力已大大减少。大家很快取得共识，形成了会议纪要。中央批准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这就是著名的中发〔１９８０〕７５号文件。
７５号文件围绕农业生产责任制共写了１２个问题，其中第六条专讲包产到户：“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苦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文件还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１９８０年中国自然灾害频繁：长期低温，南涝北旱，冰雹冻害、病虫害不断。据统计，全国共有４７３３万多公顷农田受灾，占播种面积的３０％左右。
灾情如此严重，群众忧心，党和国家领导人操心。但因为这一年农村政策好，大灾之年全国粮食产量居然高达３．１８２２亿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高产年，家庭副业的优势也格外明显，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４２．２％。
许多长期贫困落后的地区，农业喜获丰收。内蒙古自治区当年有７０００多个长期吃返销粮的穷队，实现粮食自给。山东菏泽地区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７７年共吃国家供应粮２５亿斤，而１９８０年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交售粮食３．５亿斤。
那些包产到户搞得早的地方，如安徽、四川、甘肃等地，则出现了更喜人的气象。大灾之年的生产实践，为这一年包产到户大争论作了很好的总结，“早包早富，晚包晚富，不包不富”，已成了多数人的共识。
当然，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并未完全停止。当时全国一度出现两种倾向：一是仍然坚持不准搞包产到户，二是有的硬要农民搞包产到户。两者都脱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而且前者在少数领导中仍有市场。
中央农口也不例外，有人借口维护毛泽东倡导的“农业学大寨”，继续或明或暗抵制包产到户。万里对此极为重视，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１日，他在农业部党组会上点名批评，指出“左”的思想“对我们的同志来说，不是有无之分，而是多少之分”。“我们有些人拿了工资，吃了饭，凭老经验，凭主观想象呆在北京城里说长论短。不行！要亲自到下边去调查，去看看，否则思想很难统一。”
万里的讲话对农口的干部震动很大。事后，农口１００多位干部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转变思想。
为什么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斗争如此复杂激烈？一方面说明“左”的观念影响相当大、相当深。但回过头去看看，中央文件本身确实存在一些模糊概念。于是在贯彻执行中，人们可以按不同观点各取所需。赞成者说：我们是贫困地区，中央文件允许了，我们可以大搞；中央文件说包产到户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它当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反对者说：我们是一般地区，中央文件说不要搞；中央文件讲包产到户依存于社会主义，可见它不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些争论莫衷一是，耗时间，费精力，严重影响实际工作。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矛盾，推动农村改革顺利开展，当时的国务院负责人认为有必要在７５号文件的基础上，本着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加群众收入的原则，再搞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不仅要给包产到户以明确的说法，而且要进一步解决农村工作中新出现的一些问题。万里作为主管农口工作的副总理，责成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文件。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工作，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他领导写作班子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个初稿。为慎重起见，他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反复修改，几易其稿。文件共２５条，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文字明确，有理有据，凡农村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有涉及。１９８１年１０月，提交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大家赞不绝口，顺利通过，并以会议纪要形式报中央审定。
中央书记处讨论时同样表示满意，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领导同志，提议将会议纪要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印发全党，表示党中央对农村改革政策的重视和支持，大家热烈赞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