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件在农村政策上开始松动，但包产到户依然是禁区，新旧两种思想相互撞击。关键时刻，邓小平站出来支持，为农村改革鸣锣开道
１９７９年国庆前夕，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四中全会，分析中国农业现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研究新对策。会议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由于历史情况发生变化，有些内容应作适当修改。修改后的《决定》，突出强调：“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８亿农民的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决定》还对农村工作提出三个“一定”：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一定要坚持民主办社的原则，尊重和保护群众的民主权利。并提出“决不能搞瞎指挥和一刀切”。同时，《决定》有针对性地指出，“大寨县和全国一切先进单位，都要对自己一分为二”。重申：“分配上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可以定额记分，可以评工记分，也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草案）》原先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修改后的《决定》只提“不许分田单干”，对包产到户则未提“不许”二字，而是改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语气十分缓和，而且具有灵活性。修改后的《决定》最后甚至表示“以上各点还不能说是成熟的意见，应该在实践中继续加以补充、修改和完善”。
好事多磨，正当各地在执行中央文件精神包产到户有所发展时，新的冲突又爆发了。
１９８０年一二月间，国家农委在北京开会专题研究加强农村经营管理问题，大家各抒己见。安徽代表从经营管理的角度介绍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着重阐述：一、部分后进农村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这些地方突出的矛盾是穷，生产队家底空，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成了一无所有的空壳。实行包产到户仅仅一年，一大批生产队就翻身，有的甚至一季就翻身。二、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不能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三、后进地区长期受“左”的路线危害，如今中央号召加快发展农业，他们对生产队搞集体生产丧失信心，希望用包产到户，多收粮食，为四化多作贡献，这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
没想到这一发言，却把包产到户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之火点燃起来。反对者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如果不坚决制止，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必将丢失！２０多年合作化成果必将毁于一旦，太可怕，太可惜！
部分省、区、市和新闻单位、经济研究部门的代表，支持安徽代表的发言，认为讲得很有道理，反映了民心。但反对者人多势众，一时形成对安徽代表及其同情者的批判和围攻。双方唇枪舌剑，气氛十分紧张。
国家农委的一些领导则表示按中央文件办，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实际上站在反对者的一边。
１９８０年１月３１日下午，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王任重、姚依林等听完国家农委的汇报后，华国锋强调指出，“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使老的、弱的也分了一分地，生产上有困难。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倾向性依然十分明显。
邓小平在会上一直在沉思。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他就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妙语支持安徽包产到户。这次会上，他未就包产到户直接表态，而是讲了农村工作的另一个问题，即到２０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１０００美元的问题。他说，这是一个战略思想，我们要按１０００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订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实际上是告诫全党：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要有紧迫感，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再不能裹足不前了。
邓小平的讲话并没有引起一些人的重视。会后，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２月刊发表了《分田单干必须纠正》。文章对安徽包产到户大加抨击，指责是方向、道路问题，要坚决与之斗争。编辑部还加发编者按，责问：“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实际上倒退为分田单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言语尖锐，令人震惊。
为趁热打铁，《农村工作通讯》３月刊又发表《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文，并有计划刊登一些读者来信和农村经济“权威”人士的文章，力图对包产到户形成批判的声势，抑制其继续发展。
熟悉农村改革的吴象和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深感事态严重，于是立刻赶写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热情赞扬包产到户。对此，《人民日报》负责人大为赞同并支持，在４月９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发表。这期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地回击反对者的各种言论，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新闻界在争论，农村在争论，各省、区、市领导也在争论。任仲夷、池必卿、周惠、李瑞环和四川省委领导，都热情支持推广包产到户。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某省领导表示：“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有位省领导甚至说：“我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单干！”
邓小平对这一场大争论极为关注。他在阅读大量有关资料后，数次找万里谈话，了解情况。１９８０年４月２日，他又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谈话，正式表态：“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困难的地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色。西北地区要走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自留畜要放宽。农村要普遍鼓励种树，实行一人种活多少树，谁种归谁的办法。有的地方可以搞自留山，要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
邓小平特别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产到个人。”他鼓励大家：“这个不要怕，这不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由于此时万里已调任国家农委主任，所以邓小平又指示，“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到书记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