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编辑《妇女》杂志，写了几部小说，这一连串成就都是在她二十五岁之前完成的。不幸的是，这却为她以后的三十年悲剧做了伏笔。1945年，梅娘一家回到了东北故乡；1948年，移居上海又去了台湾；1949年中共建国前夕，梅娘夫妇决定回大陆，参加建设满目疮痍的祖国。可叹的是，柳龙光在归途中，所乘的太平轮在舟山附近与另一船相撞沉没。柳龙光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梅娘在失母丧父之后，迎来更惨痛的第三次打击。她怀着身孕忍着伤痛把两个女儿带回了祖国。返回大陆后，梅娘曾当过两年的中学语文教员。1951年，她被调到农业部宣传司，是最早参与农业电影制片厂的人员之一。
20世纪50年代，梅娘和大部分曾经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一样，被定位为“汉奸文人”，他们经受了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1957年则被划为“右派”及嫌疑间谍。她一直被审查，受批判、劳教、管制，划入另册，过着非人的日子。对于梅娘来说，那个时代是在监禁和强迫劳动中度过的。在漫长的艰苦生活中，梅娘的十三岁的二女儿因无人照料病死在救济院，家中只剩正念中学的长女柳青带着年幼的弟弟艰难度日。“文革”中，梅娘的儿子染上肝炎，治疗不及，于1972年死去。从此，梅娘只剩下柳青一个亲人。柳青被作家史铁生视为“自己写作的领路人”。在史铁生看来，正是这位大女儿，让“梅姨”（史铁生这样称呼梅娘）有了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理由。
1978年，平反后的梅娘回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出版社寄给“梅娘”的信，传达室都称“查无此人”，因为整个单位没人知道“梅娘”就是孙嘉瑞，更没人知道她是当年名震文坛的女作家。后来经过一些文学史研究者的上下求索，终于在茫茫人海中，考古般地“发现”了尚在人世间的梅娘。于是这位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女作家，终于重新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