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发轫期，女作家们在对人、人性、人道主义的探究中，渐次进入性别领域，女性意识得以清醒，女性感觉得以发育，女性特征得以复位。她们在对爱的权力、信念的追逐中，证实了“爱”对于女性生命的基础性意义；她们在对真、善、美和温柔的宣扬里，纠正了以往不谈性别差异的平等论以及无性化情状。人的自觉和女性自觉终于获取了实质性的结合。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女作家女性意识不断地增涨，女性文学颇成气候，一道亮丽的女性文学风景线终于横空出世，照亮于文坛。张洁、舒婷、张抗抗、王安忆、铁凝等作家的作品不胫而走，其所呈露的女性尊严、怀疑精神乃至性意识，震撼着文坛与读者。从《方舟》到《玫瑰门》，无不让人或感动、或惊诧、或不安、或责难，它们为人们所带来的动静至今尚未止息，所带来的气息至今依然缭绕。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女性文学的标志性岁月。女作家们不仅度过了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举行的狂欢节，她们的创作也进入到空前的高潮期、丰收期。假如说，“五四”女性文学是由古代、传统向现代、现代性转型的话，那么，由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的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则为又一轮转型——向多元化的转型。今天，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交织的社会，人文环境以及女性主义全球化的文化语境，都在催使中国女性文学作出转型性反应；本轮转型现正处于进行态，既深刻又全面。这轮转型不仅超越了“五四”女性文学，还回答了之前某些男士所忧虑的“女性主义文学能走多远”的疑虑。我以为，中国女性文学正依据自己所开创的性别和超性别相融会、相整合的思路和视界，继续勇敢地向前迈进。路上，肯定依然会遭碰到他设和自造的麻烦、曲折，甚至陷阱；但，路，一定会越走越阔广，越走越深远。
由改革开放初始作好预备，世纪之交以来正式启动的女性文学转型，就女作家的性别立场和视界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以张洁为始，翟永明、陈染、林白为续，徐坤等探索和实践为继的女性主义立场与视野。其二，以王安忆、张抗抗、铁凝、方方、范小青、王小妮等为代表，虽具深厚女性意识，对男性中央文化的解构性也时有表现，但却坚持追逐、探索超性别的立场与视野。其三，迟子建最先提出了文学的性别和谐论，主张消解男女之间内在紧张，致使世界不至于倾斜而丧失平衡。诚然，这三种类型的划分并无严格界限，何况各类型内部常有自我消解和矛盾情况，各类型之间的观念也常有交叉和变化，此等划分，仅为研究方便而为，绝非科学论断。
其实，最值得关注的，却在于她们的趋同方面。随着女作家各自成长轨迹的清楚呈露，我们发现：一，新时期初始，女作家们强化女性意识的要求与实践，是具有很强历史针对性和历史合理性的；女性文学对女性意识的强调，正是对女性主体人性的强调，其为女性话语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上世纪90年代，反对男权中央话语的女性主义抬头，以女性个体经验为核心的身体写作、个人化写作，一时试图取代宏大叙事和集体经验的话语；但较快地，尤其在新世纪以来，广大女作家，包括以往较沉溺于自恋的女作家，也都不再将性别元素孤立、封闭起来，她们竭力地将性别意识、视角，同国族的、社会的、历史的，乃至宗教情怀的意识、视角整合一体，置性别元素于各相关文化结构之中。她们似乎不再专注于女性主义称谓（原先专注于这个称谓的，也绝非多数），而要将个性主义、人性主义作为自己最真切的追求目标了。三，面对繁复的性别歧视（以市场经济主宰的性别歧视为最突出）现象，女作家们依然不放弃对男权中央话语的解构，然而，基于对人性结构深入的透视和理解，她们对待两性关系问题，一方面感到不宜搞绝对化的性别主义，一方面则追求和谐关系的建构。既然性别关系的基本内核属人性关系，那么，就应在彼此尊重各自主体人性的基础上，协调好“主体间性”关系。即，双方应互为主体、彼此对话、互助互动，以求男女共生、和谐共存。对共生共存男女关系的追求，反映在创作视界上，正是性别与超性别的交汇和融合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