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国民革命军获取华北后，各外国在华当局立即应允国民政府要求，任其对进出中国的有线及无线电报内容实施检查，实属极大失策。
仅就理论而言，赋予南京政府此种权力是理所应当的。尽管大多数电报都是发往上海的公共租界或法租界，但中国政府认为，这些地方毕竟都是中国土地，因而，对进出那里的电报实施检查乃是中国政府的基本权力，若长期阻碍此种权力的施行，将导致主权受损。中国的这一司法主张确实正确无误。
但问题的症结是，大多数检查员都是不称职的政工人员，要不就是与高官们有裙带关系，他们中多半对新闻或宣传的价值一无所知。许多人对外语一窍不通，于是，新闻稿便不得不先译成中文，供这帮检查员审阅，由此而造成的延宕，实难容忍。这帮大爷们多数自成一统，南京政府那些头头们固然有能耐，却难得给出只言片语的指示。
国民党的小官们大多陶醉于新近到手的权力，不可一世到可笑地步。又因中国实行一党统治，至使褊狭盛行。一党制还导致各种卑鄙伎俩层出不穷，目的是遮掩累累罪恶。许多小官僚更是堕落到公然撒谎，企图让中国人民及境外各国政府相信，南京新政权的官员全是超人，个个能力卓绝，品德高尚，廉政不阿。若有谁胆敢道出真相，哪怕稍有非议，便被冠以“危害国家”或“叛国贼”的罪名。
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与审查制度做了奋力抗争，但成果总难持久。我屡屡将审查员的恶行秘密呈报他，其中一些还被转呈蒋介石和蒋夫人。但要他们一而再地干预，不断惩戒或开除那些审查员，确实也勉为其难。故总体而言，邪恶长期存在。
不过，有一次宋子文倒是果断行事，从而顺利度过一场灾难。那是1932年1月，日本人轰炸了上海的闸北。开战当晚，电报局几个负责人告诉我，从午夜起，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员将进驻电报局。我立即打电话将此事告诉宋子文，恳求说:千万别让他们这么做。日本人的进攻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新闻， 电报线路已经爆掉了。报道这事的外国记者是没有一个会说中国坏话的。现在应该让新闻不停地发出去，不要去阻碍它，检查员来了只会拖延新闻的发送。别忘了，要是允许新闻检查员阻挠新闻电讯的发送，美国和欧洲的报纸就只好采纳日本的版本了。日本人正在夜以继日往外发新闻，数量惊人，而且不受中国人的检查。
当时及随后多年里，虹口有一条直通长崎的电报线，为日本人所有。该条线路按规定只能发日文电报，但实际上却什么文字都发。当然，中方的检查人员在此是遭禁止的，而日本陆军和海军都派员驻守，对往来电文作详细审查。
若碰上中方电检人员过分捕风捉影，过分愚蠢，实在无法打交道，我也常享受日方给予的特权，将我的新闻电讯通过这条线路发给《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休·拜厄斯，由他转发纽约。我多次光顾那里，但在1932年战事爆发期间，却决不踏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