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柳龙光受雇于华文《大阪每日》，他们移居到了日本。华文《大阪每日》给梅娘和柳龙光提供了更深入接触日本社会的机会，梅娘目睹了战争同样给日本老百姓带来的困苦。在这样的背景下，梅娘写了《蚌》《鱼》和《蟹》等小说。
“珍珠港事件”后，柳龙光夫妇回到了中国。柳龙光被聘请到北平，掌管原来由日本情报部门控制的杂志社，他改组了原有的作家协会，任干事长。梅娘则受聘北平《妇女》杂志，任编辑和记者。当时梅娘只知道丈夫应日本友人龟谷利一的约请主持一份杂志，却不知道他还肩负着中共北平地下党员的秘密使命。龟谷本想通过办杂志扫却战争阴霾、化解中日仇恨，结果被扣上宣传“大东亚共荣共存”不力的诸多罪名，遣送回国。梅娘始终认为把妇女的受压制和男性中心的社会相纠葛，是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源。她在给另一作家吴瑛的信中就说：“我想女人是这世界的救世主，只有女人能使这世界变成天堂……女人在这个社会中受到许多男人想不到的磨难和痛苦……”这些话语，控诉了“满洲国”男性中心社会的所谓“乐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