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妓女和元代文人
上述“妓女戏”，除有些作者不详外，涉足此题材的杂剧家有关汉卿、乔吉、马致远、李行甫、石君宝、戴善甫、吴昌龄、高茂卿、张寿卿、贾仲明等。尤其是关汉卿，一人就有好几部作品，他所塑造的赵盼儿等艺术形象，千古不朽。与此呼应，散曲中写妓女之作亦数不胜数，仅仅以题目来看，就有《咏俊妓》、《赠歌妓》、《赠老妓》、《赠朱帘秀》、《赠明时秀》、《赠玉芝春》、《赠千金奴》、《赠教坊姝丽》、《青楼咏妓》、《妓女蹴踘》、《妓名张道姑》、《嘲黑妓》、《嘲妓好睡》、《妓怨》、《劝娼》、《劝妓女从良》、《子弟每心寄青楼爱人》等等。
造就了元杂剧繁荣的书会才人大多为不得志的文人，他们“名位不著，在士人与倡优之间”（王国维《录曲余谈》）。科举考试被中止，“当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中州人多不得为之”（明·胡侍《真珠船》卷四）。作为“边缘人”，仕途无望的文人士子有一肚皮牢骚要倾吐，而与勾栏瓦舍中“红粉知已”的相濡以沫，又使他们对社会最底层妇女命运有了深刻了解和由衷同情，故而必形诸笔端。对此问题，我在《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中曾作分析如下：
妓女题材在古典戏曲里占相当比重且不乏脍炙人口之作，……这些风尘女子之所以成为戏曲中描写再三的对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跟封建时代不得志文人的处境和心态有很大关系。市井文化中浸泡出来的柳永词，曾道出个中三昧：“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且看“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好在“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于是乎，“忍把浮名，换了浅吟低唱。”（《鹤冲天》）文人在仕途失意和知己难求的孤独中，极易于到有才艺又身份相对少羁绊的风尘女子中去寻觅同调，达到一种同病相怜的心理默契。白居易《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吟叹，就表露出这种寻求“归属”的心理。济世抱负无处施展的他们，落魄潦倒之中，不自觉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繁盛的百戏杂艺并从中去寻求心理慰藉，即钱穆所谓“学者聪明无所泄，故亦转向为此，雅化不足以寄情乃转而随俗，向上不足以致远乃变而附下”，从此也就和这圈子里色艺俱佳的女子结上了亲密关系，如关汉卿与珠帘秀，乔吉与李芝仪，白朴与天然秀，等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遣怀》诗）贾仲明吊词即明明白白说王实甫是“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里“施智谋”的“书会才人”；关汉卿更是一脸俏皮地公然宣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花中消遣，酒内忘忧”、“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依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凡此种种，都在依香偎玉的世俗表象下透露出自我人生价值难以实现的佯狂。“红粉知己”对落魄文人有极大的“慰藉”作用，而以与妓女结识作为宣泄苦闷的方式，尤其在封建社会后期不得志文人中相当普遍。正是这样一种客观境遇，正是这样一种社会心态，使得出入于秦楼楚馆的文人对妓门生活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他们不但为这些身处社会最底层遭损害的女儿们的悲惨命运叹息、哭泣、呐喊，也从这人所不齿的烟花行中发现了一个个才智过人、侠肝义胆不让须眉的女中翘楚，于是又情不自禁地在戏中为之大唱赞美之歌。无论同情还是讴歌，自他们手中诞生的戏曲文本，都因话语表述上替女性发言和作自我表白一体化而尤显情真意切，自然也就格外打动人心。
事实就是这样。除了古代文人狎妓这传统外，元代文人和元代妓女结下亲密关系，很大程度上跟当时不如意的知识分子境遇有直接关系。流行的“八娼、九儒、十丐”之说，便是当时同处社会边缘境遇中文人士子和青楼女子命运的现实写照。他们彼此之间的同病相怜，是造就元杂剧舞台上“妓女戏”的重要原因之一。
